第一次在生产队讲课，我有点紧张，面对的毕竟不是孩子们，都是长辈。
大厅里全是人。他们带着火笼子来了，坐的姿势就是烤火取暖的最佳状态，一根根的旱烟袋，抽得屋子里烟雾弥漫。他们不说话，也不看我，好像准备等我开始，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打瞌睡了。
我第一句话是问大家：“如果你们有了钱，你们会用来干嘛？”
还真灵，所有的眼睛都睁开了，已经有点小呼噜的声音也一下子消失了……
“那还用问，只要有个一二百，家里就可以焕然一新”……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打算。
我再接着问，“其实，钱到底是什么？它怎么产生的？”
好像，大家的兴趣给提起来了。我们的讲座居然从热烈讨论“钱”开始……
我们坪陂队七天的讲座，天天热烈讨论，虽然我只是讲了个皮毛，但是，老俵们天天都来，一直坚持到今天要结束了。
听说库前队的学习班就是读书，读了三天，只剩一个曾主任坐在那儿打瞌睡。
我们坪陂的社员们，最后总结：小汪认真，带着大家一起认真。不管怎么样，大家对几个基本词汇弄明白了。哪怕这些理论没有什么用……
是呀，他们都说：“读了半天的理论，我们还不就是出工赚工分，回家吃饭睡觉，生孩子传宗接代……哪一句话也没有教会大家怎么富起来，欠队里的钱怎么可以还清……，但是，我们还是都很开心，因为坐在一起，第一次聊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生活……”
虽然，我也是一个初学者，这次的活动却让我读了不少书，思维踏上了更高一个层次，而且，新的知识就像在我心里，透进了一道亮光，…… 同时，坪陂队的老俵们，也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这个春节，虽然没有去年演出后的风光与热闹，但是，我并不冷清。
接着，我与五个知青朋友们，轮番的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体验：我与知青的沟通多起来了。
在除夕前两天，大沅队的知青谭玲突然来我这儿，说要与我住一天，她准备探亲去。
我奇怪地问她，想回家不是应该早点儿走？她说这次是去重庆。她的父亲在重庆医学院工作。行李都准备好了，想从我这里出发近一些，她知道除夕的火车票反而容易购买。
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了，分明有一种喜悦，好像她的爸爸为她找到了门路，这次就是去落实的。我心里一阵激动，既为她高兴，也为自己没有一点前途的暗示而伤感。
谭玲走了，很开心，因为前面是有路的。
楚虹，一个在库前村落户的，南昌居民的孩子，大年初一，她突然来找我，很客气地叫我汪老师。
我先有点奇怪，但是一下子就记起来了，她是住在学校右边，队部礼堂另一边的那个村落里。这是库前小队最大的村落，一条通向陡岭队的公路，把它一划为二，公路左面的屋群住着周主任，新娘子一家等几家老俵，公路的右面，是很大的一片村屋，中间围出了一个打谷场，比一个篮球场还大。我上体育课，就是去那儿的。
我是这个学期，下午上体育课时，经常看见她与一群妇女放工回来，她们谈笑风生，叽里喳拉。由于她的嗓门大，而且声调不同老俵们，说的是南昌话，于是，我会看看她，并对她射过来的目光也微笑一下。
这次，她是来请我去做客的。我犹豫了一会儿，便高兴地随她一起去了。
库前的知青们这次回上海，又一次听说他们不会回来，找门路去了。我与楚虹的相识，就如多了个朋友，可以在空闲时随意说说话，聊聊天。
她的家——如果这样的也可以称为家的话——只是个灶间。中间有个大灶台，左面堆了许多柴火，右面的一块空间，放着两张床，窗下横着放一张，在对面墙边竖着也是一张，这张床的一头对着一口大锅。
那横放的床上躺着一个人，其实也不是躺，是高高地靠在那儿，枕头底下放的都是砖头，而且是破砖头。垫被一看就知道是稻草塞在破的床单里做成的。床上面有一扇木格子窗，用破旧的床单做成帘子，挡着“嗖嗖”吹进来的寒风。
在昏暗的光线下，只看到那斜靠着的人，是个男人，胡子拉渣，骨瘦如柴，不时地在咳嗽……我们进来时，他只是转过头看了一下。
进门右手边，是一张方桌，方桌的那一头，也就是横着的那张床的床脚前，放着一个摇摇摆摆的旧衣橱。
她让我坐在桌子旁边，自个儿去拿出三个小菜碗，又去一只鼎锅里，舀了三碗吃的。这时我才看清了是海带排骨汤。一股股清香顿时溢满了这个简陋的屋子。
楚虹是个爽朗的人，声门开阔，一说话就笑，“床上躺着的是我叔，他得了肺气肿。你不会嫌弃我们吧？”
我马上就端起碗喝了一口，“哪里会呢，只是有点不好意思，过年只分了几斤肉，你们自己吃还不够呢。”
她也不遮掩，直截了当，“我现在也归为南昌知识青年了，我早就想认识你，可只有在春节才会有点吃的东西。”
我很惊讶，她这么懂事，交往朋友还要有东西请客？
我忍不住问她：“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心里其实还有一句，是我的好奇心，忍了半天才没有问出口：你怎么会与叔叔住在一起？
她轻轻叹了口气说：“说来话长呀！”
我们一边吃着她做的汤，还蛮可口的，一边就听她给我讲起了她的生世。她平平淡淡地述说着，可我却眼泪听出来了，为她心酸，为她痛苦，为她担忧……
她只有十几个月就被送给了养父母，在大约五六岁时，养父得病死了，养母告诉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