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下了那个学生，关照她好好照顾老师，自己抽身走了。
第二天，他醒过来，很不好意思地打招呼，我也只是淡然一笑。不过我们倒是闲聊起来。
他告诉我，最近南京有个知青，编了一首《知青之歌》，问我知道吗？我茫然地摇摇头，看来我还是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呢。他说那首歌写出了知青的真实生活和感受，但是，作者却因为写了这首歌而被枪毙了。
我听了，震惊到心紧紧缩成一团，还感到一阵一阵的痛……就这么一首歌，有什么反动作用，用得着拿一条命来抵吗？
就在这时，坪陂队的陈副队长急匆匆地进来找我，要我赶快跟他出去看看。我见他一脸紧张，就十分狐疑地跟着他，跑出了学校大门。
他指着正在走出库前的两个人说：“你认识他们吗？”我左看右看，不认识。
陈副队长告诉我说：“这两个人是来调查你的。”
我惊愕地瞪大眼睛，“我？”
“是的，”他见我不清楚，赶快告诉我说，“他们说你在库前小学搞封资修，还包庇偷听敌台的人。大队宗书记把我和石队长也一起叫到队部，配合他们的调查。他们还要看你的档案，想了解你是什么成份，并要我们写写你在队里的表现，什么‘好逸恶劳’呀，什么‘资产阶级情调’呀，还有一些我也背不出来了。”
我一听脑子就嗡嗡作响，刚才汪剑玉告诉我的，那个《知青之歌》的作者，被枪毙的事情，心里的寒气还在，却好像一转眼就要轮到自己了？我觉得脊梁骨不断发凉，双脚发软，……
陈副队长，见我脸色煞白，赶快对我说：“别害怕，他们被石队长痛骂了一顿。石队长说你就是他的女儿，要查就来查他。石队长一生气，还将他的旱烟杆子都拍断了。那两个人就这么灰溜溜地走了。”
我呆在那里，泪流满面……
那个年代，哪怕一件小事，不留神就会像在水面削了一块小石头，或许会引起一连串的跳跃，与越来越大的漪涟，到后来会发酵成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如果他们把我关押起来，加一个罪名，“包庇偷听敌台的反革命”，我会伏首认罪吗？我肯定忍死理，没有的事怎么可以说有！那么后面就会演变成；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了……如果再加上发动群众来批斗……我对别人是会“三缄其口，一言不发”，而别人……？
最幸运的是，我遇上了贵人，在那么可怕的当儿，石队长用他纯真善良、金子般的心，又一次像父亲那样默默地护卫着我，使严重的事件没有发生。
然而，很快到了春插时节，这次队里让大周老师留在学校，一二年级不放假，却要我跟着支援平原插秧队，去山下罗坊村，参加十天左右的春插。看来，那两个不认识的外调人员说我“好逸恶劳”，“宣传封资修”的控诉，还是要让我付出代价的。
插队的第一年，我就学会了插秧。
虽然下水田很苦，春插又有时间要求，起早摸黑，腰酸背痛非常辛苦，但是我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也不很怕。
当然，在平原插秧与我们山里比，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田平平整整一亩一块，连成一片。
而我们山里的梯田，一小块一小块，一圈一圈绕在山梁上。那时，我们山里还流传一个笑话，说是上山插秧的人，数好了有十块田，怎么插好秧就只有九块田了？原来有一块田被斗笠盖住了。
所以，我们山里人习惯，插一下秧，就得直起腰来走走田埂。现在去平原，就没有直腰的机会了。
到达目的地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就出工了。
我在田梗上走着，想找一个下脚的地方......
一个已经插了好几行秧的老农叫住我，“来，跟着我。”
我看了看，他是个老把式，一溜秧插得笔直，一行六株匀称好看。我就跳下去，挨着他也这么一行六株，对齐着排下去。他插得很快，我一不留神，已经拉了一段距离。
想不到，又来了一个老农，闷声不响地，接着我的旁边插起来。他也是个能手，一会儿就追上来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原来他们两个老手，想把我夹住，关在里面呀！于是，我就开始拼命，头也不抬，抓过秧把就拆，分秧插秧连续快速，……
好不容易，一块田插好了，我站起身来准备歇口气，却见那个老农，在后面一块田里，又拉开了碧绿的秧线，还对我说，接着干呀！我只好又跳下田去，再一次头也不抬，狠命地快插起来。
这两个老农，逼着我整整一个下午，连续快速插秧。好在我始终没有被他们关住。
等我插到最后一块田结束时，夕阳已经西下了。暮色中，我精疲力尽地跌坐在田埂上，望着看不到边的那一头，晶莹的水面上，全是翠绿的星星点点，可我已经不会动了。
缓过一口气来，我才有力气想把脚上十几只蚂蝗拉下来，不过这些蚂蝗都吃饱了血的，一碰就掉了。
我的脚上到处淌着血，而身上全是泥水，头发上、脸上，也沾到了乱七八糟的泥浆。我一脸的疲惫，连眼珠子也转不动了，整个人几乎就是一件会呼吸的泥雕作品……
我跌跌撞撞地回宿舍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打一桶热水来，反正也没有地方洗澡，我胡乱地擦擦，换一身干净衣服。把泥水服摊开，晾在椅子上，就去厅房吃饭。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一边吃饭，一边开会，我们山区插秧支援队的任务有一百多亩，按照这个速度，可以按时完成任务。
两个老农，特地提到了我：汪老师是个吃得苦耐得劳的人，而且，插秧功夫不错，应该评八分工。他们的话，让我顿觉疲劳消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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