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桌旁。还好抽屉钥匙插在上面，我说，“请你打开抽屉，那个收音机在里面。”
趁他取收音机的同时，我解释说，“这收音机奖给我们宣传队后，一直是余校长保管。”
那个警察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
我指着那个小小的拨动键，接着说，“那天，就是这个开关拨动后，播出了外语的广播。你试试。”
在我的鼓动下，警察与周主任也都忍不住好奇心，真就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收音机，拨动了那个开关。马上传出了一连串的英语播送。
我说，当时还有一群人围着，就是听到了这么个声音。
警察关掉了收音机后，有点不耐烦地对周主任说：“谁报的案？”，没有等周主任回答，就对我说：“确证吗？你可以签字做保证吗？那个周裕斌没有偷听敌台？”
“可以，”我毫不犹豫地应下来，“这是事实。”
周主任看着听着，脸上没有了那种笑，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一种狡猾，这是我曾经看见过的眼神……我估计他一直在怕我提铺板被盗事件吧？所以他要警察快点拿出一叠纸，翻到一页上，要我签字。
我一看是证人证言，于是在空白处写了一句话，“没有偷听之实。”就签字并盖了手印。
隔一天，我碰到小周老师的父亲——老周，他眼里闪着泪光，特别怕人听见似的，轻声地对我说了声：“谢谢！”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是周氏家族里，有人妒忌裕斌呢。”我有点听不懂，但是，他的话更让我觉得“复杂”这两个字的分量，原来有个不知道的谁，总是在背后控制着我们的生杀大权？
不过，我实在没有那种敏锐的洞察力，还满不在乎地宽慰老周说：“我觉得应该没事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有事了。
几天以后，虽然裕斌老师没有来，但是好像“上面”也没有什么动静。余校长还拿出收音机一定要我保管。他说用电太费了，一个月要四节大电池。
我也不想要，可他一定要存放在我的房间里，说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什么安全不安全的，他发现这个收音机会闯祸，于是想把“祸水”存放在我这儿。
这些天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汪剑玉老师喝醉了。他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只狗，他与大周老师敲死了那条狗，还烤了狗肉，请了几个库前知青拼酒。因为他心情不好，结果烂醉如泥，呕得厉害，不断地说着心酸的话，对我们知青的前途悲观失望。
我劝劝他，他就一直说，“你们女的，可以嫁出去呀，找个人就有了希望了。”他还呜呜咽咽地痛泣，“而我们男生，一穷二白，用什么成家？嗯，怎么养活一个家？”
我说我们还可以争取读大学呀！
他乜斜眼睛说，“别妄想啦，我堂堂一个高三学生，却输给了那个‘白卷先生’……，还会有前途？你有门路吗？没有，没有门路有什么希望！”
我看他，一会儿呕，一会儿胡说的，就赶紧叫来了一个初一女生，一起把他扶到了他的房里。
对于这个汪剑玉老师，我与他却是有一点隔阂的。而且，起因还是我不好。
两年前，是1969年的3月9日，我们一群赴江西插队的人，从上海出发时，在火车上点名，叫到“汪剑玉”，半天没有人应答。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我，因为我的名字发音与他只差一个字，
“他是你哥哥吗？”那个领队问我，我拼命摇头……
一起来送我的恩兰，她告诉我说：“好像他就是隔壁弄堂的，听里委阿姨们说，他参加过一个叫“驱虎豹”的流氓组织。”
我这只初出暖巢的雏鸟，什么也不懂，却还要装着什么都行。于是就带着这句会闯祸的话，到了库前。那里也有人这么问我：“他是你哥哥吗？”我回答得飞快，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不是，他是我家隔壁弄堂的人，参加过流氓组织‘驱虎豹’。”
汪剑玉是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他后来还是来了。一听别人告诉他这句话，火冒三丈，认定我是故意伤害他。于是，他想法调去了陡岭，也同样用莫须有的流言蜚语，一下子将我涂黑了。
在知青堆里，我就此成了一个从灰黑的灶膛里，爬出来的小猫，即便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白了。其实我也知道，那是我自己不懂事引起的，陷在漩涡里，是我幼稚的代价。加上我在坪陂村，只有两个知青，连给我辩白的机会也没有。
谁知不久，机会倒是来了。
插队第一年，我们知青的信件来来往往都给拆开的。老肖，那个南昌的下放干部，极左分子，他想从信件里找出他认为需要批斗的人。果然，给他找出了三个。其中就有汪剑玉。
那时，我写的信里都是浪漫的诗句，也是真性情，因为山里的秀美风景深深吸引了我，而且石队长对我很好，所以我没有很困难的生活问题。他们查了我好几封信，没有找到不适当的言语，因此我成了一个“良民”。老肖要我向汪剑玉“开炮”，这是给我的一个考验。
我对自己初出家门就摔一跤的事，是有自己的认知的，我并没有怪罪别人，哪怕有人因此回泼了我一身墨，也是我成长路上的教训。现在要我乘人之危，来个报仇雪恨，我也不会。
于是，我三缄其口，一言不发。最后，我落了个“没有斗争性”的结论。
然而要知道，这个可是被他们记进档案的政治结论，而知青同学的叽叽咕咕只是口水小事，但是，我都得忍住，因为那是我先出的错。
汪剑玉来学校上课，我们在闲谈中，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他也很快谅解了我。我们从此可以坦然面对。但是，现在他醉酒需要人照顾时，我又想最好回避，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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