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从来就不知道。他推门让我进去，里面有好几副铺板，还有一个新打的橱柜，屋子的一角放着几口缸，里面是谷子。这是他家的所有家底呢。
石队长指着铺板说，“你喜欢吗？挑两副吧。”
我呆住了，原来他想用这个方法来抚平我的伤口。
一股暖流冲进了我这二天来一直冰冷的心，刹那间，我眼里涌出了委屈的泪水，哽咽着说，“不，我不要，这是你的。”
他又憨厚地笑了，“我的铺板一般般，……”
“不是的”我赶快打断他的话，“我无所谓的，只是我没有想到，我努力工作，真心待人，竟还是会有人来算计我……”
还记得那个彭嫂，就在她生养她的第八个孩子时，我毫不犹豫地送给她半罐子麦乳精，可她……
“傻孩子呀，”石队长仁慈而又意味深长地说，“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们不去惹它，我们还是做好自己。”
我轻轻地“嗯”了一声。
石队长用他宽广的胸怀，慈父般的的爱护，让我一下子把心里的块垒放下了。我觉得自己又捡回了原来的自己，还是那个傻傻的我。
那天，我怎样也没有要石队长的铺板，他也没有勉强。（可是，好几年后，我已经去高安师范了，再来山里采购做家具的木材时，石队长还是送了我两副铺板。石队长呀石队长，他一句漂亮的话也不会说，可他对我的父爱，却真的是很厚重的呀！）
我已经把铺板当成了“呢帽”，只不过不是风吹跑了，而是被一个不明的“漩涡”吸走了。不管怎么样，我郁闷的心情又开始慢慢地晴朗起来。
在我耳边来唠叨的人好几拨，面对他们的同情也好，嘲笑也罢 我第一天是装作若无其事地笑笑，第二天是含蓄豁达地笑笑，第三天，我已经又回到了平常心，好像早已忘了这回事一样，与孩子们一起排练节目时，又可以开怀大笑了。
我与小彭老师依然紧密合作，三天两头在一起排练。于是，也与林老师，小范老师接触多起来。
想不到，那天我们是一起接到通知，去参加公社布置的高考第一关，口头面试。
我们一群报名高考的，也有二三十人，“钢铁饭桶”老陈的儿女也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圆圈，考官是南昌下放干部，他手里拿着考题与我们坐在一起。
考我的题目是“二十四个节气”。还好，我背过，思路也对：“四个立，两个分，两个至，冬季容易背，主要是春夏秋三季有几个必须背的……”
几天后，我还在等着高考的消息，依然沉浸在自以为得意的考试中。
谁知道，宗书记来告诉我说，一个大队只有一个名额，这次队里已经决定，让上海知青汪剑玉去参加高考。因为他是六六届高中生，明年就年龄超过，没有机会了。
虽然我很懊恼，但也觉得队里的理由很正确。我又马上将这个没有报上高考的遗憾，当作第二顶“呢帽”，一阵风吹走了。
反正我也与孩子们有了深厚的友情，加上我很多教学计划和排练计划也还在进行中，明年再说吧。
小彭老师倒是很“劈妥”（江西话：简单直接）：“汪老师，你就留在这里吧，民办老师可以转正的。再说，不是还有‘心有灵犀’吗？”我一把按住她的嘴，“可别乱说哦。”不过，心里也确有一丝波澜在起伏……
晚上，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小翠自从她父亲走后，又搬回家去了。）想做一些《三角函数》的难题，因为我有了老师了，林老师的出现成了我心中新的兴奋点。
然而那天晚上，煤油灯出问题了。
明明灯肚子里满满的煤油，可灯火像绿豆般大小，没有了照明能力，还不时冒水气。我看看煤油瓶里还有一些油，仔细观察，发现这油是有点像水似的，我马上打开瓶盖闻闻，真没有那煤油冲鼻子的气味。
有人在煤油里掺水了？我开始愤怒，应该是那个新娘子！一定是她捣鬼！
第二天，我先下楼，问问已经回来的诊所的医师们，她们的煤油怎么样？她们用纸沾了瓶底的东西，点火一试，果然，没有燃着。我就气愤地冲去小卖部，讨个说法去了。
小卖部前面，果然有好几个人在与新娘子“叫板”，要她说明白怎么回事？她说是进货就这样的。但是，没有人信她，都在骂骂咧咧闹着要她赔。我见这阵势，反正也插不上嘴，就站在旁边，做起了“壁上观”。
谁知，又碰上老陈来了。这次他告诉我的是，他的儿子已经通过门路去“老愚公”水电站工作了，不是民工，是正式职工。他颇有几分得意：高考与招工一样，不就是为了跳出这个吃不饱饭的地方？
我敷衍了他几句，反正与他话不投机。
他也是提个煤油瓶子来索赔的，问我有没有换到？
这时，宗书记与周主任同时来了，说的确是进货问题，现在已经新进货了一缸，大家可以换油。小风波马上安歇。于是，我也换了一小瓶。
过了几天，我接到小彭老师的消息，她是托学生带过来的口信，说是小范老师已经收到了大学通知书，邀请我去，一起开个告别宴会。
我一路想，说是告别宴会，也只有腌萝卜，辣椒末子吧？主要是去送送他。到了才知道，他预备了一大锅的鸡汤，还真香呀！他买了一瓶四特酒，与林老师干杯，不一会儿就有点醉意了。
他拿出一本书，问我要看吗？我一看书的封面全包起来的，翻开来，封面上两个字《诱拐》。这是禁书，他特意留给我三天，三天后他就要回南昌了。
我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说好，“这《“秀”拐》我没有看过。”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说，“你读半边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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