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翠家出来后，不久天全黑了。我只得摸索着走进石家的厅堂。桌上一盏小煤油灯还点着，可一个人也没有。
我端着灯走进厨房，炉膛里几点星星之火，一明一暗。
我去学校上课的这段时间，经常晚回来，知道石队长他们已经吃了晚饭，光桃把我的饭菜煨在大锅里。
今天，我回到家，真的是更晚了许多，饭都烘成了锅巴。我铲出来盛在碗里，还有小半碗南瓜与一点点腌萝卜缨子，就在锅巴旁边。
我把饭菜一起倒在了碗里。然后，在大锅里放了一勺水，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去上课时，莹贞就一个人留在队里，跟着老俵们干活，她的确是孤寂。我一直惦记着她，心怀着对她的歉疚，快步走进偏房，想赶快与她打招呼。
她一看到我回来了，也很高兴。不过，并没有急着说话，而是盯着我的嘴，诧异地说，“你的嘴里爬出什么来了？”
我一把捏住看看，是蚂蚁，不一会儿，又爬出来一只。天哪，原来我的锅巴上，爬了许多蚂蚁呢。我笑了，我在与蚂蚁抢饭吃。
莹贞急了，“真有你的，还笑。怎么吃呀？”
我有办法，用开水泡，一群蚂蚁浮上水面，水倒掉后，饭就可以果腹了。
又过了一会儿，石队长回来了，他的儿媳妇光桃也回来了。原来石队长是去库前村开会，而光桃是去高岭转了一圈，扛回来几根小山竹。
石队长传达了大队书记的决定，他们对我当老师都很满意，决定正式任命我做“赤脚”老师，还让我搬去学校住。莹贞调去大沅大队的知青点。
我依然属于坪陂队，一日三餐还是由石队长家照顾。刚才，他们已经把学校分给我的房间打扫干净了，明天我就可以搬过去。
那天晚上，我和莹贞各自整理好了行李，就留了晚上还要用的铺盖。明天起来搬家很容易，只要将被子一卷，扎一下，就可以搬走了。
我们坐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谈了许多的心事。
她告诉我：她一个人不只是因为孤独，而是更怕被人欺负。
她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就说那个南昌下放居民老程家大儿子，喜欢上了她，天天追着她不放......
我点点头，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有点力量，可一个人，又是个弱女子，怎么保护自己呢？
记得我们去年第一次下水田拔秧，那是山里刚引进的一种新型稻禾，“农垦五八”。秧苗很短，老俵叫它“矮杆”，没有办法像单季稻的红米；被叫做“高杆”的秧苗那样，扎成一把一把。大家只好都从家里拿出盆子来装。我与莹贞也把自己的搪瓷脚盆拿出来了。
哪知道，二斗里有个妇女，我们偷偷叫她“疯婆俚”的，她总是一边劳动一边大声地打情骂俏，嘴里不干不净，还觉得自己很有本领。她见我们的脚盆很漂亮扎眼，就忍不住地来调侃我们了。
“哟，把你们洗‘卡里’的盆拿出来啦！”
所有挤在一起拔秧的，几十口男男女女都笑翻了，因为这也是她第一次直接对着知青来挑逗。
莹贞一面不好意思地笑笑，一面躲也似地趟着水田，走到我身后……那个南昌人小程好像是帮忙，起身回了“疯婆俚”一句：“人家上海人哪能与你一样的？”说着，就往莹贞身边挤过来，“是吧？”他对莹贞讨好地说。
可他让莹贞更害怕了，她索性转到我的另一边去。
我悄悄对她说，“不怕，光天化日之下，最好不理他们。”然后，我依然不动声色地拔秧。
那个“疯婆俚”居然说得更加不堪了，“上海人就了不起？翘起屁股来，与我有什么不一样！”
秧田里又是一阵更狂野的大笑，莹贞都快哭了。
我突然站起身来，把脸盆往田埂上一放，“石队长，拔好秧可以走了吗？”
石队长护着我们，不给情面地对着那个“疯子”说：“快别说了！”再转身对我说，“好，你们先去吃早饭吧。”
我一把拉起莹贞就走上田埂，然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扫了那个“疯婆子”一眼，就离开了。
秧田里的几十个人，一时间，安静得听得到风声……
那个晚上，我也告诉莹贞，一方面我不能再做不好老师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当老师，我的确可以有时间多读读书。我们再互相舍不得分手离别，看来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当然，我们很感谢坪陂的石队长，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山般厚重的靠山，我们才可以安安心心有口饭吃，我当然愿意还是属于坪陂队的社员。但是，莹贞却要离开了。她最舍不得的就是，石队长对我们的那份关照。
我们两个还聊到了；到坪陂插队的第一天。
石队长带我们去他家吃饭。
那一桌子的菜，只只碗里有辣椒，我们一口都不吃，勉强扒了几口红米饭。石队长一看不行，就亲自下厨，给我们炒鸡蛋去了。
围在周围看热闹的人里，那个南昌下放居民；老程家的大儿子也在，他对我们上海知青特别感兴趣，凑上来说话，普通话成了我们最好的沟通桥梁。
他没话找话，“你们看看，石队长是不是有点像大猩猩？”
我们这时候谁都不认识，他的话让我们觉得很尴尬。
不过，当我看到端着一碗鸡蛋，走进厅房的石队长时，心里的感谢，立刻溢满了心胸，把那个开玩笑的话，一下子淹没了。
后来，石队长与我们熟悉了，他那黝黑的脸，深深的眼窝，笔挺的鼻梁，岁月沧桑给他刻下的许多皱纹，还有他那微驼的背，看到人就憨厚地笑，早已变成了我们心中一个“大山爸爸”的形象。
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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