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二年级学生吧？”
“是的”，她有点羞涩，
“九岁吧？这么早就出来劳动？”
她摇摇头，“我快十二岁了。”
她望了望东山头的太阳，“不早了，大概八点半了呢。”
是的，山里的太阳这个时候才露出来，比山下晚了一个多小时呢。
说着，我们已经走到学校的后面了，转过一个大大的、用木板和土垒墙建成的、简陋的公用厕所，就是库前村的大祠堂，现在已经用来作为学校了。
今天周日，学校安安静静的，没有人。可我心里并不慌张，因为我是接到石队长转诉的通知：是大队书记和校长要我来学校报到，了解情况，接受任务的。
“你叫什么呀？”我对她很有好感，
“张翠花”，
“好的，翠花，我们到了，谢谢你。”
她笑着说：“老师，明天早上你就开始上课了吗？”
我也笑了，“不知道呢。听听校长怎么说。”
她哪里知晓，我能不能做老师，还是个谜呢。
因心里有事，我就急急与她再见了。
我走到祠堂门口，打量起来……
这祠堂虽破旧不堪，但是很高大，一扇大木门，足有五米高，大开着，门槛也高，有个二岁左右的小男孩在门槛上爬进爬出，鼻涕一脸，泥灰糊了一身。
我迈过门槛，迎面两个大柱子，左柱子后面有门，是户人家。右面柱子旁是个通道，可以通向一扇小门，正对着隔壁的一座二层小楼的侧门。大屋的中间是个天井，天井那边是个开放的大堂，里面有好多课桌椅，估计就是一个教室。
我走过去，想看看这个简陋得只有前后两面墙，两旁是齐腰高的木板栅栏的课堂。黑板一块钉在墙上，一块是架在一张课桌上的。
我正准备走进去，突然祠堂右面小门里进来一个人，一边用钥匙打开天井右面的房门，一边对我说，“你是汪老师吗？”
我又打了一个寒战，回过头一看，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脸上堆着笑，正在招呼我呢。我估计他是校长，仰山公社中小学校派来的，与山民就是不一样，他有一股子书生气。
我点点头，笑迎上去，“您是余校长吧？”
我们一起进了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五张办公桌，对门两张，还有三张挤在那个雕花窗下。地上是铺了地板的，虽一走就吱吱咯咯，倒也觉得干净。校长让我坐在雕花窗下最里面的一张旧书桌旁，他坐在对门的桌边，好像这就是给我安排了办公的地方了。
我们如早就熟悉的办公室同事似的，他半转过身来，对我说话，我隔着桌子看着他，古怪是有点古怪，但是，这样我反而少了拘束感。
“你们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在广阔天地里，要好好发挥作用哦！”他一面孔的校长味道，慢条斯理也彬彬有礼。
这时，我的心才真吊起来了。
“知识”的称呼，对我们67届初中生来说，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我对大队书记也说过，我们没有这个资格的，用我们还没有毕业的初中生来当老师，是不是有点过，就像用还没有磨出刀锋的新刀来剁柴，哪里砍得动？
但是宗书记很强硬：不愿意当老师，其实就是暴露了你不愿意扎根农村的私心。不过，书记是很愿意相信我，应该可以胜任的，而校长的口气里，分明有几分的不以为然。我的心里也很虚，不知道我的这点抄抄好词句的力气，能不能挑得起这个担子？
“老师”是十九岁的我，崇拜了十七年的人物，从托儿所里就认定的高大形象，一直到我插队前，还是那个无可替代的伟大。如今，有人叫我“老师”了，我却惶恐不安起来，觉得自己微小得很，怎么做得成老师？
刚才，那个叫“翠花”的学生，喊了我一声老师，虽心头一抖，七上八下的，但还镇得住，有点老师模样地与她交谈甚欢。这会，校长叫了我一声，我一下子心缩成一团，连说话的声气都难以把持了。
或许余校长已经洞察了我的胆怯，他指着我办公桌上的三本书说：“看看，这是你的教课书。”
我有点忐忑，也有点焦急地翻阅起来：二年级语文，三年级语文，还有四年级语文，还好，都可以读得出来。我心里生出了几分自信，初中生还是可以教教小学生的嘛。再说，我已经在脑海里存了不少“好词好句”呢，那是不是就是“知识”呢？……
余校长把我的表情读得一清二楚，他淡淡一笑说：“如果你担任这三个年级的语文课，怎么样？”
“我？一个人？”我刚吃惊地问出口，就见又进来一个人，一个满嘴当地口音的中年男老师，他就是库前村人。
“周裕南老师来了，我们人到齐了，就开会吧。”
哦，原来这个学校连我一共才三个人。
余校长很简洁，分给我们任务：周老师教一年级语文与数学，还要加上二三四年级的数学。他自己教五年级的语文与数学。我是新老师，故而照顾我，除了二三四年级的语文，还有全校的音乐课。
然后带我去看教室。
在大堂的左面有一个长长的房间，是一年级的教室，这个教室不能关门，否则，里面一片漆黑，没有窗。教室后壁是竹篾编的大席子，可以从席缝里看见，那里是个灶间。
我们走进中间的大教室，余校长告诉我，左边一竖排是四年级，中间一排三年级，右面靠着天井的那一排是二年级。
我吃惊地睁大眼睛说，三个年级在一起上课？
他们两个都笑了，山里的孩子少，二年级十二个孩子，三年级九个，四年级七个孩子。一共才二十八个孩子，这叫复式班。我心里更加的横七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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