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页载明，你确认被告于六月十五日收受了第七笔贿赂。但你母亲在老家病危、你六月十二日赶回湖南的请假记录，至今还在宏远公司的人事档案里放着。你需要我现在念给你听吗？”
门里面安静了很久。
然后门开了。
许茂才比我想象中要老得多。五十三岁的人，头发已经全白了，眼袋沉重，像两块被岁月泡发的茶叶渣。他穿着洗到发白的蓝色条纹睡衣，袖口磨出了毛边，手指上夹着一根没点燃的烟，烟蒂被捏得变了形。他看了沈渡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最后目光落在我脸上不动了。
“你是……”
“江卫国的女儿。”我说。
他的手开始发抖。烟从指间掉在地上，滚了两圈，停在沈渡的皮鞋旁边。沈渡弯腰捡起来，递回去。动作礼貌而冷淡，像在法庭上向对方律师递交一份证据。
“许先生，”他说，“我们不是来追究你的责任的。我们只是想听你说一句真话。”
许茂才接过烟，没有点燃。他转身往屋里走，背影佝偻，肩膀几乎塌成了一个向下的弧形。
“进来吧。”
客厅很窄。茶几上堆着药瓶和吃了一半的泡面，烟灰缸里插满了烟蒂，新旧交叠。许茂才坐在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手背上有老人斑。
他重复了好几次张了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最后终于发出了声音，干涩而沉闷。
“我每天梦到他。”
他没有说“他”是谁。不需要说。
“我做了三十三年财务，从没做过假账。那一次他们说只要我帮忙证人证言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就给我儿子安排一份好工作。我儿子那一年刚毕业，找了大半年工作没找到……我只说了一句不确定的话，后来的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所以六月十五号那天你在哪？”沈渡的声音不重，但每个字都精准地落在要害上。
“湖南。老家。我妈那天做透析。我陪了一整天。医院有记录。”
“你把这些告诉过别人吗？”
许茂才摇了摇头。
“我不敢。我收了他们的钱。虽然不多，但我拿了。”他的声音抖得越来越厉害，两只手死死绞在一起，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后来再想去说清楚，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了。我搬了三次家，他们还是能找到我。给我寄快递，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放着一张字条。”
“字条上写什么？”
许茂才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被吓了太久之后凝结成固体的恐惧。他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在发抖：“有些话，不该说的不要说。”
我攥紧了自己的衣角。然后一只干燥温热的手覆上我的手背，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掰开，握在掌心里。动作很轻，像在做一件已经做过无数次的事。
“许先生。我们会再联系你。”
他站起身，递了一张名片给许茂才。许茂才接过名片，低头看了一眼，又抬头看我。浑浊的眼睛里浮起一层水光。
“江小姐，”他说，声音沙哑到几乎听不清，“你爸爸是个好人。他当时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那里面有两百多个工人的工资等着发。他是为了那些工人才没有为自己申辩太多。这件事憋在我心里三年了，再不说出来，我怕我到死都还不了。”
我没有说话。
不是不想说，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沈渡的手指在我手背上轻轻握了一下。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站在楼道里了。感应灯还是坏的，灰尘在昏暗里浮动。他没有松开我的手。
“周彦川。”我开口，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寄快递的人，是周彦川对吗。”
“没有证据。”
“我问是不是他，你回答法律事实。沈渡，你知道是他。”
他没有否认。
“那你知不知道，周彦川的舅舅和那个主审法官共事过四年。那法官去年退休，今年年初进了周彦川舅舅开的律所做高级顾问。”
“知道。”
我攥紧他的手，指甲几乎陷进他的手背。“什么时候？”
“三年前。”
“三年前就知道为什么不——”
“江暖暖。”
他叫我全名，三个字让我的失控戛然而止。他低头看我，目光沉稳，没有一丝闪烁。
“我走的是法律程序。每一步都要有足够的证据链支撑。许茂才的证词是其中一环，但不是全部。如果三年前贸然去翻案，只会打草惊蛇。他们有能力毁灭的证据，绝不只这一份。”
然后他把我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低头看了一眼我刚才掐出来的指甲印，拇指抚过那几道红痕。
“疼不疼？”
“……不疼。”
“那再等一段时间。”
他说的是“一段时间”，不是“等”。语气很轻，却像在做一个他在法庭上做惯了的最终陈述。不带劝，也不带商量。
回到车里，他关上车门没有立刻发动。他把后视镜上那个歪耳朵猫的挂饰摘下来，放在我手心里。
“暖暖。给你看样东西。”
他从后座拿过一个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首页抬头是省高级法院的函头，下面密密麻麻列着十几条申请事项。在最后一行加粗标黑的字体里，安静地躺着一行字——
“申请人：沈渡。申请事项：再审江卫国受贿案。”
“下周一，”他说，“这份东西会正式进入高院的立案系统。许茂才只是第一环。这上面每一条申请后面都连着证据，其中三份是对方根本不知道存在的。三年前我开始准备这份东西的时候就知道，必须等到所有拼图都齐了的一天，否则翻不了。”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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