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明虎被他看得心头一躁，瞬间恼羞成怒。
他上前一步，弯腰，扬手，两个巴掌狠狠甩在农明斌的脸上。
“瞪什么瞪？”
“吃着我家的，穿着我家的，住着我家的房子，还敢用这种眼神看我？找打！”
话音落下，他回头对着那两个跟班一挥手：
“给我打！让他长长记性！”
两个男生立刻围了上来，拳脚如同雨点一般，落在农明斌的身上。
他蜷缩在地上，死死咬着牙，一声不吭。
拳头砸在身上的闷响、少年们的嬉笑声。
一切，都和那天街头的场景，慢慢重叠。
仇恨的种子，在这时刻。
悄无声息，疯狂生根。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
那天，农明斌拿着毕业证回到大伯家。
刚进院子，就看见大伯农华山坐在新盖的四层小洋楼门口，翘着腿抽烟。
“明斌啊，”大伯吸了口烟，吐出一团白雾，“你也大了，有些话，大伯就不拐弯了。”
农明斌站在门口，没吭声。
大伯继续道：
“你也知道，家里供你读书这么多年，不容易。”
“你大伯母身体不好，你堂哥马上也要读高中，到处都要钱。”
“这义务教育也上完了，再读下去，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
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尖碾灭，抬起头看着农明斌。
“这样，你出去打工吧。自己挣自己花，也省得在家里受气。”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可最终，什么都没说出口。
他回到那间猪圈小屋。
坐在那张咯吱作响的木板床上，坐了很久。
窗外，四层小洋楼的灯光明亮，堂哥农明虎的笑声隐隐约约传出来。
第二天一早，他离开了欧亚村。
没有车费，他就步行。
走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县城。
十六岁，初中毕业。
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任何人能帮他。
他在县城最破旧的那条街上，找到了一家小店。
店面很小，油腻腻的，几张桌子歪歪斜斜。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上下打量他一眼，问：“多大了？”
“十八。”农明斌说。
老板笑了笑，没拆穿他。
“洗盘子，一个月几百，干不干？”
农明斌点头。
就这样，他留了下来。
每天从早到晚，站在后厨那个油腻的水槽前，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洗洁精的泡沫，油腻的污水，永远洗不完的碗盘。
一个月后，他拿到了几百块钱。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手里捏着自己挣来的钱。
第二天，他辞了工。
坐上前往另一个城市的大巴车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小的县城。
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
只知道，没有力量的他不想再留在这儿。
新城市很大，人很多，车水马龙，霓虹闪烁。
可他依然找不到容身之处。
最后，他在城郊找到了一家小工厂。
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一间铁皮棚子，里面摆着一台冲压机床。
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叼着烟，上下打量他。
“干过活吗？”
“干过。”
“行，一个月三千，不包吃住。”
“冲压件，小心点，这玩意儿危险。”
农明斌点头。
他租了一间最便宜的民房，几平米，一张床，一个灯泡。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走四十分钟到工厂。
晚上九点下班，再走四十分钟回去。
冲压机床轰鸣着，一下一下，把金属件压成规定的形状。
他站在那里，重复着放料、踩踏板、取件的动作。
从早到晚，日复一日。
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胳膊上的肌肉越来越结实。
有时候，在机床轰鸣的间隙里，他会想起从前。
想起妈妈在街头倒下的样子。
想起大伯说“家里没钱供你读书”的样子。
想起那栋用他妈妈的命换来的四层小楼。
仇恨还在。
可它好像被压到了心底最深处。
被轰鸣的机床声压着，被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压着。
被每个月的房租饭钱压着。
他连活着，都已经拼尽全力！
也是那时候，他才真正明白。
当年残疾的妈妈一个人把他带大，是多么不容易。
一年。
两年。
他十七岁了，再过两个月，就满十八。
他原本想过，等成年了，就去当兵。
那是小时候跟妈妈说过的承诺。
可意外，先来了。
那天下午，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
机床轰鸣着，他放好料，踩下踏板。
可这一次，取件的动作慢了半秒。
机器落下来。
一阵剧痛。
他低头，看见自己的右手。
血。
很多血。
后来的事，他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被人抬上车，记得医院惨白的灯光，记得有人在他耳边大声喊着什么。
再醒来时，右手没有了。
从手腕往下，空荡荡的。
缠着厚厚的纱布。
他躺在病床上，盯着那个空荡荡的地方，盯了很久。
没有哭。
一滴眼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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