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一样。
她不需要告诉他为什么。
她知道就行。
玛丽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
笔尖又钝了，但她现在不想削。
她把那叠稿子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胡茬的证词。弗朗西丝的新案子。那个站在门口、脸色发白的年轻人。
也许有一天，那些纹路真的会说话。
也许有一天，她的书真的会改变什么。
她把稿子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田野被初升的太阳染成金色。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远处的树林里传来布谷鸟的声音。
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然后她笑了。
转过身，她把那叠稿子收好，放进抽屉里。和第一卷、第二卷放在一起。三本书，三个案子，一个叫弗朗西丝·沃斯通的女人。
抽屉关上的一瞬间，她看见旁边那本《为女权辩护》的书脊。
另一个玛丽。
一百年前的玛丽。
她忽然想，如果那个玛丽知道自己正在写侦探，会是什么表情？
大概也会笑吧。
她走回书桌前，把那支钝了的羽毛笔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笔尖已经分叉了，写出来的字会变粗，不好看了。
她从抽屉里摸出小刀，开始削。
刀锋贴着笔杆，一点一点往下刮。木屑落在桌上，细细的，卷卷的。
削好之后，她把笔尖在烛火上烤了烤，让笔尖稍微硬一点。然后蘸了蘸墨，在废纸上试了试——顺滑多了。
她满意地点点头。
她把笔插回笔筒，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弗朗西丝·沃斯通的第三个案子，写完了。
下一个案子，还不知道是什么。
但她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