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号。黑色的，冒着黑烟的，挂着龙旗的铁甲舰。舰艏有撞角，舰舷有炮门，舰桥是木质的，舵轮是铜制的。它的甲板上站着水兵，穿着蓝色的、褪了色的、打着补丁的北洋水师军装。有人靠在船舷上，有人坐在弹药箱上，有人蹲在炮塔旁边。他们的脸上有硝烟的痕迹，有海水的盐渍，有疲惫的、凹陷的、但还睁着的眼睛。他们看着海面上那艘小小的、橘红色的、正在往码头方向划来的救生艇，看着救生艇顶部那三个浑身湿透的人，看着那条被落日计划的天幕封锁了的、被漂亮国海军占领了的、被地震和钻探和能量护盾搅得面目全非的、但还在那里的海。
“龙鲸”号和致远号并排停在一起。一艘来自2089年，一艘来自1894年。一艘是核潜艇，一艘是铁甲舰。一艘被改造成了博物馆，一艘也被改造成了博物馆。它们在2130年的天津港码头上，在落日计划的天幕边缘，在那些裂开了口子的、钢筋扭曲的、断裂的码头旁边，在那些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帐篷前面，在那些站在天幕边缘的、出不去了的人的目光中，静静地浮在水面上。扎眼一看，以为又到了甲午海战。
邓世昌站在救生艇上，浑身湿透，作训服贴在身上，领口敞开着，露出消瘦的锁骨。他看着致远号。看着那艘他以为再也见不到的、被改造成了博物馆的、但此刻正浮在天津港码头上的、冒着黑烟的、挂着龙旗的船。他的左腿不瘸了，但他在发抖。不是冷的抖，不是怕的抖，是那种——一个在海上漂泊了一辈子的人，终于看到了岸、看到了家、看到了那艘他以为永远沉入了黄海海底的船时，身体会自己抖的那种抖。
他笑了。不是那种无声的微笑，不是那种克制的、嘴角微微上扬的笑。是那种——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的、毫无顾忌的、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致远号的舰桥上、在炮弹横飞的黄海海面上、在冲向吉野号的那一刻——他发出的那种笑。大声的，沙哑的，带着一百三十六年的海水和硝烟和鲜血的、被时间磨砺过的、但依然滚烫的、依然年轻的、依然不肯熄灭的笑。
赵远航看着我。他的左臂还是不怎么动，但他的右手松开了桨，桨在救生艇的船舷上磕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的、木质的、像敲门一样的声响。他的脸上全是水，头发贴在额头上，顺着眉骨往下淌，流过眼角，流过颧骨，流过嘴角。他的嘴角在动。那个弧度，在天津港十一月的、灰蒙蒙的、被天幕的彩虹色光照亮了的天空下，在救生艇的摇晃和海浪的拍打声中，在致远号的黑烟和“龙鲸”号的沉默里——那个弧度，是笑的弧度。
我看着赵远航，看着邓世昌，看着致远号甲板上那些穿着蓝色军装的、打着补丁的、瘦削的、沉默的但此刻也在笑的水兵，看着“龙鲸”号指挥台围壳上那个小小的、圆形的、可以打开和关闭的舱门——那个舱门我打开过，一百三十六年前，在黄海深处，在传送门开启之前的那一刻，我从那个舱门爬出去，站在“龙鲸”号的脊背上，海风灌进我的领口，冰冷刺骨。
我也笑了。我们都在笑。救生艇上的人在笑，致远号甲板上的人在笑，“龙鲸”号沉默的、黑色的、流线型的艇身也在笑——不，它不会笑，但它在水面上轻轻地晃了一下，缆绳绷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绷紧，发出嘎吱嘎吱的、有节奏的、像心跳一样的声响。
我们全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