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口大口地喘气。他的脸红了，不是因为累，是因为血液在年轻的血管里奔涌得太快了。他的头发乱得像鸟窝，病号服的扣子跑掉了两颗，露出里面白色的背心。他抬起头，看着那家酒馆的招牌，看了几秒钟。
然后他转过头，看着我。
“走，进去喝爽了再回去。”
我看着他。三十二岁的赵远航，站在一盏半明半暗的路灯下面，脸上还带着奔跑后的红晕，嘴角微微上扬，眼睛里有一种光——那不是七十三岁的赵远航眼睛里会有的光。七十三岁的赵远航眼睛里只有平静、从容和一种看透世事之后的淡然。但三十二岁的赵远航，眼睛里有火。
“你疯了？”我说，“我们几十年没喝过酒了。”
“对。”他说，“所以今天要喝爽了。”
“你的肝——”
“我的肝三十二岁。”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三十二岁的肝，怕什么？”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然后我笑了。
“走。”
酒馆里面比外面还小，只有五六张桌子，墙上贴满了啤酒广告和顾客留下的便利贴。吧台后面站着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围着一条油渍斑斑的围裙，正在擦杯子。他看到我们穿着病号服走进来，愣了一下，但什么都没问，只是指了指角落的一张空桌子。
我们坐下来。赵远航拿起菜单看了一眼，然后对老板说：“两扎啤酒，五十个串，拍个黄瓜，煮个花生。”
老板看了我们一眼。“两扎？”
“两扎。”
老板又看了我们一眼，转身去准备了。
啤酒很快就上来了。两大扎，金黄色的液体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杯壁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水珠。赵远航端起杯子，看着我。
“陈海生，多少年了？”
“什么多少年？”
“上次喝酒。咱们俩一起喝酒。”
我想了想。“1990年？‘龙鲸’号第一次远航回来，咱们在基地旁边的大排档喝的。你喝了三瓶啤酒就倒了，我背你回去的。”
“不对。”赵远航摇头，“是1989年。那次你刚提了艇长，我提了工程师，咱们在食堂喝的白酒。你喝了半斤，我喝了四两。你倒了我没倒。”
“你记错了。你倒了。”
“我没倒。是你背我的那一次是1990年，1989年那次是我背你的。”
“不可能。我什么时候让你背过？”
“你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
我瞪着他。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算了。”我说，“喝。”
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啤酒沫溅出来，落在桌面上，像一小片一小片的云。我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那种久违的、苦涩的、带着麦芽香的味道在舌尖上炸开，像一枚被埋藏了很久的、终于被引爆的、甜蜜的炸弹。
“哈——”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爽。”
赵远航也喝了一大口，放下杯子，擦了擦嘴。他的脸上终于有了表情——那是一种满足的、放松的、像是卸下了所有重担之后才会有的表情。
串上来了。羊肉串，滋滋冒着油，撒了孜然和辣椒面，香气扑鼻。我拿起一串，咬了一口，滚烫的肉汁在嘴里爆开，那种味道——那种久违的、被遗忘了七十年的味道——让我差点哭出来。
“赵远航。”
“嗯。”
“咱们上一次吃烤串是什么时候？”
赵远航嚼着肉，想了想。“1987年。你儿子上小学那会儿，你带他去吃烤串，把我叫上了。你儿子吃了三串就饱了，你吃了二十串，我吃了十五串。你媳妇后来骂了你一顿，说你不该带孩子吃路边摊。”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那天你媳妇也骂我了。说我不该跟着你胡闹。”
我笑了。“她骂得对。”
“嗯，她骂得对。”
我们又喝了一杯。两杯。三杯。啤酒的度数不高，但三十二岁和四十一岁的身体比我想象的要敏感。我的脸开始发烫，脑袋开始发晕，眼前的世界变得柔软了一些，灯光变得模糊了一些，赵远航的脸也变得亲切了一些——虽然他本来就很亲切，只是我从来不这么说。
“陈海生。”赵远航端着杯子，看着杯子里剩下的半杯啤酒，眼神有点涣散。
“嗯？”
“你还记不记得文工团那个女兵？”
我愣了一下。“哪个女兵？”
“就是那个——1985年，咱们在青岛基地的时候，文工团来慰问演出，跳《大海啊故乡》的那个。扎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腰特别细的那个。”
我想了想。模糊的记忆从大脑深处浮上来——舞台上的灯光，蓝色的裙子，旋转的身影，还有台下一群年轻的潜艇兵涨红的脸。
“好像记得。怎么了？”
赵远航沉默了很久。他把杯子里的啤酒喝完，又倒了一杯，又喝了一半。他的脸已经很红了，红到了脖子根，红到了耳朵尖。他的眼睛盯着桌面上的啤酒渍，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说一个藏了七十年的秘密。
“她真好看。”
我看着他。
“我当时想过去跟她说话的。排练的时候，她在后台休息，我站在走廊里，离她大概十步远。我想走过去，跟她说，‘你好，我叫赵远航，我是核反应堆工程师’。我想请她喝汽水，想跟她聊聊天，想问问她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年纪、有没有对象。”
他停了一下。
“但我没去。”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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