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姑娘问。她的语气很客气，但眼神出卖了她——那是一种在高级餐厅里看到一个穿着拖鞋走进来的客人的眼神。
“姓陈。陈元良。”
她低头看了看桌上的登记本，翻了两页，找到了什么。
“陈先生，沈总在二十八楼等您。请坐电梯上到顶楼，出电梯右转，走到头就是。”
“谢谢。”
我走向电梯间。大堂的地板太滑了，新买的运动鞋踩在上面，嘎吱嘎吱的声音更响了。声音在大堂里回荡，前台的两个姑娘交换了一个眼神，我没有回头看。
电梯是高速电梯，按键是触摸屏的。我按了“28”，门关上，电梯平稳地上升。没有声音，没有震动，要不是头顶的数字在跳，根本感觉不到在动。
电梯门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二十八楼的地板是深色的实木，踩上去没有声音。墙上挂着几幅画，不是印刷品，是那种有笔触、有层次的真画。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双开的木门，门是深褐色的，门把手是金色的，擦得锃亮。
我走到门口，正准备敲门，门从里面开了。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站在门口。她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西装套裙，头发盘在脑后，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她的五官很端正，但表情很冷，像是被冰封住了。她的嘴唇很薄，涂着豆沙色的口红，抿成一条线。
“陈元良？”她问。
“是我。”
“我是沈总的助理，姓赵。”她没有伸手，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沈总在等您。请跟我来。”
她转身走进办公室，我跟在后面。
办公室很大，大到我说不清有多大。
左手边是一整面墙的落地窗，从地板到天花板，能看到整个黄田。远处的山、近处的楼、更远处的海，尽收眼底。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整个办公室照得通亮。
右手边是一排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塞满了书。不是装饰用的那种精装书，是翻过的、有折痕的、书脊上起了毛边的旧书。我扫了一眼——有建筑类的、有管理类的、有经济类的，还有几本风水类的，夹在中间，不太显眼。
办公室的正中央是一张巨大的办公桌，黑色的，桌面很宽，上面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架、一个笔筒、一杯咖啡。桌面上没有多余的杂物，干净得像酒店的客房。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女人。
她站起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虽然她确实很美——是因为她的气场。
她很高，至少一米七。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西装裤，脚上是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头发很长，及腰，黑得发亮，披在肩上，像一匹黑色的绸缎。她的皮肤很白，五官很精致，眉眼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冷，也不是热，是一种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东西。
她看着我，微微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标准——嘴角上翘的弧度、眼睛眯起的程度、露出牙齿的数目，都恰到好处。不是真心的笑，是社交的笑。是那种在谈判桌上、在发布会上、在镜头前练出来的、精确到毫米的笑。
“陈先生？”她绕过办公桌，朝我走来。高跟鞋踩在实木地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嗒”的声音。
“沈总。”我说。
她走到我面前，伸出手。
她的手很白，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涂着一层透明的甲油。我握了握她的手——很凉，力度不大不小，持续的时间不长不短，标准的三秒钟。
“请坐。”她指了指办公桌前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椅子是真皮的，很软，陷进去的时候发出“噗”的一声。我的新运动鞋悬在半空，踩不到地面——椅子太高了。
赵助理站在沈千尘的身后，双手交叉放在身前，面无表情。她看着我，目光像一把尺子，从我头顶量到脚底，又从脚底量回头顶。量完之后，她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确认。确认了她的某种判断。
沈千尘回到办公桌后面，坐下来。她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放下。动作很慢，很优雅，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陈先生，”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林老板跟我推荐了你。他说你很年轻，但很有本事。”
“林老板过奖了。”
“他说你在他的厂里解决了一个……问题。”她选择了“问题”这个词，而不是“闹鬼”或者“风水问题”，“用了三天时间，花了三千块钱。他之前请了六个人，花了十几万，都没解决。”
“那是林老板运气好。”
沈千尘微微歪了一下头，看着我。那个动作很轻，很自然，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动。不是在看我，是在“读”我。从我的表情读到我的眼神，从我的眼神读到我的坐姿，从我的坐姿读到我的穿着。
她的目光在我的白衬衫上停了一下——衬衫领子有点歪，我出门的时候没有照镜子。在工装裤上停了一下——膝盖处的白色磨痕在阳光下很明显。在运动鞋上停了一下——嘎吱嘎吱响的那双，九十九块特价。
然后她笑了。
还是那个标准的、社交的笑。但这次，笑容里多了一层东西——一层很薄、很淡、但我能感觉到的东西。
是……轻视。
不是那种刻薄的、恶意的轻视。是一种高阶层对低阶层、城市对农村、精英对平民的本能的、下意识的轻视。像一个人站在高处，低头看低处的人——不是故意要看不起你，是习惯了。
她没有让我难堪。她甚至可能觉得自己很友好、很客气。但那种“客气”本身，就是一种距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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