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帝驾崩后的第三日，神都内外皆笼罩在一片素白之中。
宫门尽撤彩缯，殿前不设丝竹，连春日里本该最是喧闹的御街，此刻也显得格外空寂。
大行皇帝梓宫暂厝崇政殿侧，新君身着斩衰，亲守灵前，日夜不离。
按礼制，天子新丧，皇太子当率百官成服，入宫哭临，以尽人子之礼，也安天下臣民之心。
于是次日清晨，钟鼓未鸣，百官已分列丹墀之外。
自宰辅以下，六部、都察、翰林、九卿诸臣，皆身着素服，低眉敛目，按品阶而立。
待宫门开启，众臣鱼贯而入，至灵前跪伏，顿时哭声四起。
“臣等恭送大行皇帝——”
声浪沉沉，回荡在空旷大殿之中，撞得梁柱间的白幡都轻轻发颤。
新君立于梓宫之前，神色哀恸，眼眶微红，却始终没有失仪。
他既不显得过分悲切，也不曾流露半分怯意，只是规规矩矩地守着礼，依制扶灵、拜奠、受百官三叩九拜。
韩缜立于百官最前，神情肃然，叩首之际，额角紧贴冰冷金砖，久久不起。
他是先帝亲信，是遗命大臣之首，也是如今维系朝局的关键人物。
在旁人眼中，韩缜此时的每一个动作，都代表着先帝一系的态度。
他越是稳，朝中越不敢轻举妄动。
而与他遥遥相对的，是站在另一侧的张怀远。
张怀远资历不深，但此刻无人敢轻看他半分。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单纯的辅政大臣。
他是北平王的人。
更准确些说，他是北平王在神都的权力象征。
先帝临终，明诏北平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代镇天下，可北平王本人，却始终没有入神都。
这件事，像一根无形的刺，悬在所有人心头。
按常理而言，大行皇帝新丧，天下兵权暂归北平王统摄，北平王理当亲入神都，受遗诏，安百官，定军心，示无异志。
可他偏偏没有来。
他仍在北疆。
这便耐人寻味了。
有人说，北平王镇守边庭，军务繁重，实在分身乏术。
也有人说，他这是有意避嫌，不愿在先帝丧期之时踏入神都，以免引起朝中忌惮。
但更多人却隐约明白，事情只怕没有这么简单。
北平王不入神都，便意味着他并未把自己摆在“入朝受制”的位置上。
他只接了名义上的“代镇”，却并未真正把自己绑进朝廷这座笼子里。
如此一来，神都之中那看似稳固的权力平衡，便悄然生出了裂缝。
韩缜是帝王系。
他所代表的，是先帝遗命，是新君正统，是皇权自身的延续。
而张怀远，则是北平王系。
他所代表的，是边军、军权，以及北平王在朝中的影子。
两系明面上都在奉旨辅政，暗地里却都清楚，未来的权力归属，绝不会只是“辅佐新君”四个字那么简单。
至于那另外三位遗命大臣，则更像是悬在两系之间的第三股力量。
他们皆出身世家，根基深厚，门生故旧遍布朝野。
平日里看似中立，实则各有算计。
先帝生前将他们一并纳入遗命大臣之列，本意就是为了制衡韩缜与张怀远两方，防止任何一方在国丧期间独揽大权。
可这种制衡，本身也意味着局势更复杂。
因为世家不会真的甘心做旁观者。
他们要的是利益，是话语权，是在新君初立之时，把自己的手伸进最关键的位置。
所以在这场新丧之中，真正安静的，反倒不是朝堂，而是朝堂下方正在聚起的风。
国丧第五日清晨，韩缜入宫，与新君密奏良久。
无人知晓他们谈了什么。
只知道韩缜出殿之后，神色如常。
而当日下午，张怀远也奉召至崇政殿外候见，片刻之后，得新君单独召入。
这一进一出，便足够让满朝文武闻出味道来。
新君根基未稳，最需要的，不是站队，而是平衡。
而韩缜与张怀远，恰恰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们不争先，不争权，只争一个“稳”字。
他们越是稳，世家越是难受。
果然，第六日，三名世家大臣便先后有了动作。
其中一人上疏，请新君尽快定下国丧之后的朝议章程，意在将礼部、吏部、内阁诸项事务，重新纳入世家惯有的议事格局之中。
另一人则借着整理先帝实录之名，提出应由翰林与史馆共掌起草，以免“言辞失当，损及祖宗法度”。
第三人更是借旧例奏请，意欲将守制期间的军政折报，交由中书与兵部联署处理。
表面上看，这三道奏章都合情合理，甚至挑不出什么大错。
可韩缜看得很明白。
这是世家在借着国丧，试图重新分配权力。
他们要把新君初立时最关键的几处权柄，悄无声息地收拢到自己手中。
只要让他们得手一两处，后面便会像滚雪一般，越滚越大。
韩缜没有立刻驳回。
他只是将奏章压在案头，久久未批。
翌日，张怀远便以北平王府名义，递上一份极为简短的奏陈。
只有寥寥数百字。
其意不过四句：
国丧当重礼制，不可妄改旧章。
诸事当从中枢，不可旁生枝节。
军政折报，须归定制，不可分散。
辅政大臣，宜各守其分，不可擅越。
没有一句直指世家，却句句都在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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