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是陆行禽类，行走速度缓慢。
一天能移动的距离非常有限。
根本无法跟上蝗虫群的迁移速度。
等鸭子被赶到受灾地，可能只能吃到蝗虫过后剩下的“残羹冷炙”或虫卵。
对于扑灭主力蝗群效果甚微。
所以电视上，
我们常看到鸭子大量吃蝗虫，觉得应对蝗灾也不难。
却没有想过要如何把鸭子送到那些蝗虫面前。
另一个原因，
那就是规模化的饲养与调运的难题。
蝗灾一旦来临，覆盖面积可达数百平方公里。
要对付铺天盖地的蝗群，需要的鸭子数量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在古代，是没有现代化的养殖场和物流体系的。
短时间内要在灾区附近集结如此庞大数量的鸭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时，如此庞大的“鸭军”开赴前线。
其本身的饲料、饮水、疾病防控以及管理看护人员都是巨大的负担。
很可能蝗虫没吃完，
鸭子自己就先因为饥饿、疾病或踩踏而大量死亡，造成次生灾害。
何况鸭子主要集中在鱼米之乡，尤其是南方水网密集的地区。
而历史上许多重大蝗灾的发源地都在黄河流域。
将南方大规模的鸭子调往北方灾区，涉及跨州连省的协调。
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强力指令和地方官员的密切配合。
这在古代“皇权不下县”的治理体系下极其困难。
地方保护主义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作风会成为巨大阻碍。
灾情紧急，根本来不及完成如此复杂的协调工作。
最后便是麋竺所提到的成本问题了。
首先从经济上讲就不划算。
对于古代的小农经济家庭而言，鸭子是私有财产。
让他们冒着鸭子丢失、死亡的风险，远赴他乡去帮别人灭蝗。
而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缺乏动力。
官府若要征调，则需要巨额财政支出进行补偿。
历朝历代的朝廷，往往不愿、甚至无力去承担这笔费用的。
退一万步讲，
即便以上问题都不考虑，就当直接解决了。
那么鸭子吃完蝗虫的善后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政府头疼的问题。
大量外来鸭群进入本地，
很可能在吃完蝗虫后，转而啄食当地的庄稼。
从而造成新的损失，引发本地农民与“鸭军”主人的纠纷。
首相陈登持笏出列，他向刘备躬身说道：
“启奏陛下，臣昨夜已与内阁阁员拟定了初步的治蝗方略。”
“经李相建议，最终写成了草案。”
“请陛下过目。”
话落，陈登拿出草案。
刘备挥手，示意不用看了，让他自己念出来。
陈登与李翊对视一眼，见李翊点了点头，他方才念道：
“臣请设三百蝗吏，佩铜符巡野。”
“每吏配耒耜手十人，专司掘卵。”
“百姓报得蝗子一斗，赏粟三升！”
刘琰诧异道：
“蝗卵细如粟米，如何识得？”
“易耳！”
李翊自袖中抖出琉璃盅，盛着赭色虫卵。
“此物多产堤岸湿土，状若蜂房。”
“可教童子辨识——儿童目明，更胜成人。”
话音未落，大司农麋竺捧着算盘惊呼：
“三百蝗吏、三千耒耜手，月耗粮饷五万斛！”
“更遑论赏粮，又是一笔巨费。”
“较之蝗灾损失，不过九牛一毛。”
李翊示意陈登继续说。
“可在河北蝗灾重发地，设六大官鸭坊，常备鹜鸟二十万。”
“选退役老卒为鸭倌，按军制管理——此乃永绝蝗患之基！”
众人听完陈登这个提议，无不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来这是要下血本去治理蝗灾了。
如果古代政府真的决心尝试推行“以鸭治蝗”的政策，它需要一套极其复杂和昂贵的系统、
就像陈登适才提出的，设置“蝗吏”，鼓励农民报告蝗卵和跳蝻的发现情况。
必须早发现、早应对，在蝗虫起飞前进行扑杀。
然后建立“鸭兵”储备和后勤系统。
通过集中养殖，在战略要地建立大型官办养鸭场。
常年储备大量鸭子。
设立征集机制，制定政策。
在蝗灾发生时，强制征用民间鸭禽，并给予补偿。
至于指挥权，仍然由中央统筹，地方官负责具体执行。
同时还需要人力动员，招募和动员大量农民作为“鸭倌”。
负责在田间地野放鸭、驱赶和收拢鸭群。
这相当于组织一支临时军队。
当然了，主力军仍然是人。
“鸭兵”只能是奇兵，主力必须是人。
历史上最有效的办法依然是《捕蝗图说》等典籍记载的：
组织民众，采用围扑、火烧、土埋、网捕等方法。
这是成本最低、最能快速动员的方式。
再有就是设立奖惩制度：
对捕蝗有功的官员和民众给予奖赏，对防治不力的官员进行惩处。
这套系统虽然听起来很美好，但实施起来极其困难。
光是这养殖成本，大规模官养鸭群需要持续的粮食投入、人力管理和场地建设。
这就是一笔巨大的常年性财政支出。
而大规模、远距离调动“鸭兵”和民夫，其消耗的粮草、物资也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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