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娘，我在这儿很好。每天有饭吃，有工钱拿，还在学认字。等铁路修好了，我就把你们接过来……”
“……阿妹，再等我两年。等咱们兰芳建国了，我就回去娶你……”
“……儿啊，好好读书。爹在这边修铁路，就是为了你们将来不用再修铁路……”
周年听着这些片段，眼眶有些发热。
这些人，几个月前还是南洋的矿工、农夫、小贩，因为兰芳的召唤来到这里。他们没有高深的技术，没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有最朴素的心愿：建一个自己的国家，让子孙不再被人欺负。
而铁路，就是这个国家的第一步。
“周部长！”
又有人喊他。周年收起思绪，快步走过去。
“您看这个。”技术员指着一段刚铺好的铁轨，“对接缝有点大，列车通过可能会有颠簸。”
周年蹲下身，用手摸了摸接缝，又拿出卡尺量了量：“超差零点五毫米。拆了重铺。”
“部长，零点五毫米而已，火车能过的……”
“能过是一回事，过得好是另一回事。”周年站起身，“我们修的铁路，将来要跑重载列车，要跑几十年。现在差零点五毫米，几年后可能就是五毫米。拆了，重铺。”
“是。”技术员不再争辩，招呼工人过来。
铁锤敲击声再次响起。
周年继续往前走，检查每一段铁轨，每一个道钉，每一颗螺栓。
质量。质量。质量。
陈峰反复强调的三个字。
因为这条铁路，不仅是运输通道，更是兰芳的脊梁。
脊梁不能弯，不能折。
夕阳西下时，周年回到指挥所。助手递上当天的进度报告：完成枕木铺设八百米，钢轨对接七百五十米，路基压实一点五公里……
比计划慢了百分之十。
但周年没有发火。他知道工人们已经尽力了，在四十二度的高温下，在缺水的沙漠里，能完成这些已经很了不起。
他在报告上签字，然后加了一句评语：“今日有三名工人中暑，已送医。建议明日调整作业时间，加强防暑措施。”
质量重要，但人更重要。
这是陈峰教他的，也是他修了二十年铁路最深的体会。
晚上八点，工地收工。工人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临时营地，排队打饭，排队洗澡，排队领明天的饮水。
周年没有走。他坐在指挥所里，就着煤油灯，开始规划明天的工作。
帐篷外，沙漠的夜晚很安静，只有风声和远处发电厂隐隐的轰鸣。
助手端来一杯茶：“部长，您也休息吧。”
“我看完这段。”周年指了指图纸，“明天要开始架设一号桥了，这是第一个关键节点，不能出错。”
“那我陪您。”
两人就着昏暗的灯光，研究着桥梁结构图，计算着每一根梁的承重，每一个桥墩的位置。
夜深了。
周年终于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好了，去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走出帐篷，他抬头看向星空。沙漠的星空格外清晰，银河横跨天际，像一条发光的河流。
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带他在滇南看星星时说的一句话：
“儿子，你看这满天星斗。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自己的轨道。人也是一样，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走好自己的路。”
现在，他找到了。
在这片波斯湾的沙漠里，在这条六十公里长的铁路工地上，在这群满身尘土却眼中有光的华人中间。
他的位置在这里。
他的路在前方。
“部长，您说铁路修好后，第一趟列车会运什么？”助手突然问。
周年想了想：“会运铁矿石，从矿区到钢厂。然后钢厂炼出钢，造出船。船造好了，开回南洋去。”
“开回南洋去。”助手重复着，语气里充满向往。
“是的。”周年拍拍助手的肩膀，“开回南洋去。带着我们修铁路的技术，带着我们造船的本事，带着我们建国的决心。”
夜风拂过，带来远处海水咸腥的气息。
周年最后看了一眼星空，转身走进帐篷。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明天，铁路继续延伸。
一公里，又一公里。
直到连接起港口和矿区，连接起现在和未来，连接起这片荒漠和遥远的南洋故乡。
那才是这条铁路真正的终点。
也是兰芳真正的起点。
1906年2月10日，英国朴茨茅斯港。
阴沉的天空终于放晴，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港口密密麻麻的人群身上。超过五万英国人聚集在码头和周边的山丘上，挥舞着米字旗，唱着《天佑吾王》。军乐队的演奏声、人群的欢呼声、汽笛的鸣响声，混杂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嚣。
而在所有目光的焦点处，船坞里那艘巨大的战舰已经解除了所有脚手架，露出了它完整的轮廓——“无畏号”，英国皇家海军历史上第一艘全重炮战列舰，也是英国对德国六艘威斯特法伦级的回应。
观礼台上，爱德华七世国王穿着海军元帅礼服，脸上挂着标准的君主式微笑。他身边站着首相坎贝尔-班纳曼、海军大臣塞尔伯恩伯爵，以及今天的主角——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舍尔勋爵。
“约翰，”国王微微侧头，声音只有身边的费舍尔能听见，“说实话，你觉得我们的‘无畏号’和德国人的船比起来怎么样？”
费舍尔保持着面向人群的微笑，嘴唇几乎不动地回答：“陛下，在纸面参数上，‘无畏号’不输甚至略胜一筹。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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