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乔羽获取到有关“闭关政策”的信息时,马嘎尔尼勋爵会议室内,使团的特别顾问和政务官员也对目前面临的问题做出了最后的裁决。
会议室紧闭的门窗无法完全隔绝白河口潮湿沉闷的夜风,以及远处中国水师巡逻船隐约的梆子声。
长桌上铺展着海图、礼品清单、以及那几面被当作“证物”取来的明黄小旗。
烛火摇曳,在与会者脸上投下不安晃动的阴影。
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马嘎尔尼勋爵坐在主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枚沉重的家族戒指,面色比几天前显得更加疲惫和严峻。
副使斯当东爵士眉头紧锁,不住地轻轻摇头。
几位核心的政务官员和随行的东印度公司代表面色各异,或愤慨,或忧虑,或深思。
于帝蘅(温特沃斯顾问)坐在马嘎尔尼右手稍远的位置,背脊挺直,灰眸在烛光下显得异常沉静,仿佛风暴中心的静默观测点。
“先生们,”马嘎尔尼的声音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带着长途航行和近期挫败留下的沙哑,“贡旗问题,不能再悬而不决了。
每一天,每一刻,我们的士兵、水手,甚至我们的仆人,看着这些旗帜,都感到尊严在被持续践踏。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最终的裁决。”
政务官劳伦斯率先开口,他年纪较长,负责礼仪与文书,脸色因激动而泛红。
“勋爵大人,这毫无争议!
这是对我们国王陛下、对大不列颠的蓄意贬低!
说句不中听的,这和在我们脸上烙上奴隶的标记有什么区别!
我们必须立刻提出最正式、最强烈地抗议,要求他们撤下所有旗帜,并为此道歉!
否则,这将成为我们整个使团无法洗刷的污点!”
他是巴瑞斯上尉的哥哥,也是一位典型的老派外交官,将国家尊严的象征意义置于绝对高度,认为任何妥协都是不可接受的软弱。
与劳伦斯的强烈反应不同,东印度公司代表德拉瓦尔的圆脸上带着商人的精明与务实的焦虑,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劳伦斯先生,我理解您的愤怒,我们都感到愤怒。
但请允许我提醒诸位,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最终目的是什么?
是为一时的意气,去砸碎我们还没进去的门吗?”
他的手指敲了敲桌面继续到。
“我们的股东,我们的董事会,期待的是市场,是条约,是长远的利益。
如果就因为这几块布片,导致我们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甚至被勒令返航,所有的投资,所有的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这份损失,谁来承担?”
他的思维完全被商业利益主导,任何阻碍“开门”的风险都必须规避。
年轻的外交事务秘书威灵顿忍不住插话,脸上带着理想受挫的激动。
“所以呢!?
难道我们要默认‘贡使’的身份吗?
这会让后续所有平等谈判的基础荡然无存!
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朝贡体系!
这比见不到皇帝更可怕,这意味着我们从根本上就输了!”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沉的附和与议论。
斯当东爵士这时抬起了手,示意众人安静。
他看向马嘎尔尼,语气沉重但清晰。
“乔治,我赞同威灵顿的一部分观点,这关乎原则。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德拉瓦尔先生的现实考量。
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可以用欧洲外交惯例来衡量的对手。
如果强硬对抗,很可能导致他们干脆关闭所有对话渠道,用更繁琐的礼仪或拖延来困住我们。”
他眼中闪烁着挣扎,既有对原则的坚持,也有对任务可能失败的深深忧虑。
“或许……我们需要区分‘象征’与‘实质’。
旗帜是象征,而觐见皇帝、递交国书、展示礼物、提出诉求,才是实质。”
所有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都转向了尚未发言的于帝蘅。
她以冷静和战略眼光著称,在刚刚还亲自处理了冲突。
于帝蘅感受到目光的聚焦,缓缓抬起眼帘。
她的声音平稳,没有任何情绪的波澜,像是在分析一场战役的敌我态势:
“诸位,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更精确地评估对手的目标和我们自身的处境。”
她的指尖轻轻点了一下桌上那面小旗。
“清廷坚持使用‘贡旗’,其核心目的,并非单纯为了羞辱我们——尽管效果如此。
他们的目的是‘正名’,是将这次前所未有的、规模庞大的西洋使团来访,强行纳入他们沿用千年且赖以维持内部秩序与对外想象的‘天朝—四夷朝贡’叙事框架之中。
这对他们至关重要,是维持其统治合法性与世界观自洽的心理需求。”
她停顿了一下,让这个分析沉淀。
“因此,在‘正名’问题上,他们妥协的余地极小。
如果我们在此刻,以此地为焦点,发起最强硬的正面挑战,结果很可能不是他们撤旗道歉,而是谈判彻底破裂,他们将援引‘夷人桀骜,不遵礼制’的理由,中断或无限期推迟我们进京。”
她看到马嘎尔尼的眉头拧得更紧,其他人也面露凝重,继续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条件接受。
我的建议是:策略性暂忍,转移焦点,保留追诉权。”
“首先,正式照会中方官员,严正声明我方对‘贡’字称谓的反对立场,指出这与两国平等交往的性质是不相称的,并将此抗议正式记录在案。
但在行动上,不采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