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塞列布里亚科夫坐在宽大的书桌后，手里捏着两份文件，眉头皱得很紧。
一份是今天早上刚从巴黎发来的电报，索邦大学文学院院长亨利·帕坦的亲笔邀请。
这所伟大的法国大学，邀请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生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参加今年索邦的“诗会”。
另一份是内务部一个月前发来的通知，告知校方该生即将流放西伯利亚，并要求校方开除他的学籍。
窗外的天色灰蒙蒙的，二月的莫斯科没有多少阳光；壁炉里的木柴烧得正旺，但塞列布里亚科夫还是觉得冷。
他今年五十八岁，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六年；六年里，他见过太多学生被捕、被流放。
有些是真的革命党，有些只是读了不该读的书，说了不该说的话。
契诃夫这个名字，他以前没听说过。
医学院的学生，成绩中等，不惹事，偶尔在校刊上发表点幽默小品——档案里是这么写的。
这样一个学生，怎么就卷进了政治案？
塞列布里亚科夫拿起那份电报，又看了一遍。
亨利·帕坦的措辞很正式，也很热情，他说契诃夫的作品在法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索邦大学希望邀请这位“俄罗斯文学的新星”来巴黎交流，费用全包，还将授予他“荣誉学生”的称号。
荣誉学生……索邦大学……这些词在他脑子里打转。
一个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被欧洲最古老的大学邀请，这是学校的荣耀，也是他这个校长的荣耀。
如果是在平常时候，他会立刻把这份电报抄送教育总督办公室，还会让校刊写篇文章，好好宣传一下。
可现在不是平常时候！
塞列布里亚科夫放下电报，拿起那份内务部的通知。
通知很短，没有细节，没有证据，只说“根据奥克拉纳调查，该生参与非法组织活动，犯有煽动颠覆罪”。
他认识内务部那些人，他知道“奥克拉纳调查”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只是需要抓个人凑数。
契诃夫是哪一种？
塞列布里亚科夫不知道，他也不需要知道——内务部的通知就是最终决定，大学只能执行。
可现在有了这份索邦的电报。
如果他回复索邦大学，说契诃夫“因故无法前往”，法国人会怎么想？
他们会追问是什么原因，而一旦他们开始追问，消息就会传开。
一个刚刚在《费加罗报》上连载了一周、被左拉和屠格涅夫盛赞的年轻作家，突然不能出国了——
傻子都会觉得有问题！
到时候，巴黎的报纸会怎么写？《费加罗报》会怎么写？那些法国作家会怎么说？
“俄罗斯帝国连一个大学生都容不下。”
“沙皇害怕笔杆子。”
“西伯利亚又多了一个文学的幽灵。”
塞列布里亚科夫可以想象那些标题，他不是政治家，但他知道舆论的力量，尤其是在欧洲，在法国。
亚历山大三世陛下即位还不到一年，甚至还没有正式加冕，正是最敏感的时候。
去年他父亲被刺杀，新沙皇对任何“不安定因素”都极度警惕。
这种时候，如果爆出俄罗斯迫害年轻作家的丑闻……
塞列布里亚科夫的额头开始冒汗，他得请示上级，这种事，他一个人决定不了。
他铺开信纸，开始写报告，写给教育总督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
他把索邦的电报内容抄录了一遍，又把契诃夫的情况简单说明，最后写道：
【鉴于该生目前所处特殊情况，以及此事可能涉及之国际影响，恳请总督阁下指示应如何回复索邦大学之邀请。】
写完，他叫来秘书：“立刻发往圣彼得堡，托尔斯泰伯爵亲收。”
——————————
圣彼得堡，莫伊卡河畔，谢尔巴托夫公爵府。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托夫公爵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封刚到的信。
信是从巴黎寄来的，写信的是他的女儿，但授意者无疑是他的妻子，阿列克谢耶芙娜男爵夫人。
信很长，整整四页纸，公爵读得很仔细。
读完，他把信放下，沉默了很久。
窗外是圣彼得堡的傍晚，天色暗得很快，河对岸的冬宫已经亮起了灯。
那些灯在寒雾里显得朦朦胧胧，像遥远的星星。
谢尔巴托夫公爵今年六十二岁，拥有留里克王朝的血统。
他经历过尼古拉一世时代，经历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现在又迎来了亚历山大三世的保守回潮。
他知道时代在变，或者说，时代正在往回走。
他妻子在信里说的那些事，他其实早有预感。
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贵族，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俄罗斯正在变得窒息，无论对平民，还是对贵族，都是一样。
新沙皇不喜欢西化，不喜欢自由主义，不喜欢任何可能动摇专制的东西。
像谢尔巴托夫家这样的老贵族，一方面要维持在国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而现在，他妻子给他出了一个难题：救一个大学生，一个因为写讽刺小品被抓的医学院学生。
谢尔巴托夫公爵揉了揉太阳穴，妻子信里说得很清楚，救这个年轻人，是为了换莱昂纳尔·索雷尔的一个承诺。
公爵知道索雷尔，全欧洲都知道，那个法国作家这几年红得发紫，写什么火什么。
更重要的是，索雷尔不只是个作家，他还是个实业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