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二年二月九日，巴黎。
《费加罗报》文学副版连续第六天刊载安东·契诃夫的，今天是《站长》。
早晨七点，报纸刚送到街边的售报亭，排队的人已经挤满了人行道。
大家关注的不是政治新闻版，不是社会版，是文学副版——这在巴黎很少见。
“给我一份！”
“两份！我要寄给里昂的朋友！”
“还有吗？该死的，这就卖完了？”
卖报的老头忙得满头汗，收钱，递报纸，收钱，递报纸。
他干这行三十年，只有寥寥几个作家发表新作的时候，《费加罗报》才会畅销成这样。
咖啡馆里，人们不喝咖啡了，先看报纸。
“今天是什么？《站长》？”
“快看快看。”
几个人头很快就凑在一起。
有人小声念出来：“德列别兹加火车站。站长斯捷潘·斯捷潘内奇·佩图霍夫……”
念到一半，不念了。大家都安静地看。
看完，有人叹了口气。
“这个俄国年轻人……他怎么什么都懂？”
“站长，小公务员，小官吏，小市民。他写的全是小人物。”
“可每个小人物都写得像我们自己。”
咖啡馆老板擦着杯子，插了一句：“昨天《谜一样的性格》里那个女人，我老婆说跟她姑妈一模一样——
虚荣，撒谎，自欺欺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
客人们笑了，但笑完又沉默。
他们想起这六天读过的故事——
《小公务员之死》，一个低阶的官僚，只因为不小心往将军身上打了个喷嚏，就把自己活活吓死了；
《在钉子上》，通过墙上挂不同级别官员帽子的一颗钉子，映照出办公室里的森严等级；
……
还有今天的《站长》，一个火车站的站长在值班时有了艳遇，一个女人愿意与他幽会，结果对方丈夫却抓过来了。
站长狼狈地在火车底下钻来钻去，想要逃跑，结果那个丈夫只是要他每个月给自己25卢布，并且给侄子谋个差事。
有人问：“哈，25卢布？那是多少法郎？”
“大概60法郎，要么就是70法郎。”
“他的妻子张张腿，一个月吃穿就不愁了。”
“还能给侄子谋个火车站上的差事。”
很快，大家又不说话了，巴黎人的心此刻也也被刺痛了。
起初，并非所有读者都买账。
一些骄傲的巴黎人，尤其是那些评论家和老派读者，永远以法兰西文学为世界圭臬。
他们在看到《费加罗报》如此大张旗鼓地力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年轻人时，感到了冒犯。
“《费加罗报》是疯了吗？把宝贵的版面，连续一周给一个俄国医学生？我们法国没有自己的新秀了吗？”
类似的质疑声在最初两天确实存在，甚至有不少读者写信到报社，质问编辑的选择标准。
然而，从第三天开始，这种声音就像退潮一样，迅速消失了——因为作品本身会说话！
读者或许是带着挑剔和偏见翻开报纸，但只要读下去，就很难不被那些故事抓住。
这些故事辞藻朴素，情节简单，也不煽情，只是平静、冷酷地展示小人物的尴尬、窘迫、恐惧、贪婪、卑微……
契诃夫将俄罗斯社会巨大的社会压力，浓缩在日常琐事当中，把悲悯藏在幽默背后，让越来越多读者认同。
他们开始意识到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天才在崭露头角！
他写的虽然是俄国，但面对权力时战栗，阶级落差前卑微，压抑中扭曲……又是人类共通的弱点。
巴黎的读者在切尔维亚科夫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还有办公室里某个唯唯诺诺的同僚；
在幻想“胜利”的小职员身上，看到了自己偶尔膨胀的虚荣心；
在因为一颗钉子而心神不宁的官员身上，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等级烙印……
法国人也不得不承认，除了莱昂纳尔，近年来的法国文坛，只有莫泊桑才能在短篇这个领域与他匹敌。
就在公众的兴趣和讨论热度被不断推高之时，法国文坛的重量级人物们，出手了！
一场对契诃夫的赞誉浪潮，在短短三天内，席卷了巴黎各大重要报刊的文学评论版。
首先发声的是爱弥儿·左拉，他在自己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共和国报》上撰文：
【……安东·契诃夫先生的，将笔对准了社会中最不起眼的那些细节——剧院里的一个喷嚏，墙上的一颗钉子，仕途上一次微不足道的晋升……
正是在这些细节中，我们看到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朽，这种真实的力量，足以让任何矫饰的情感黯然失色。
这是一位懂得如何批判现实的年轻天才！】
紧接着，伊凡·屠格涅夫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另一篇评论。
【……契诃夫先生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善或恶。
他们可笑，可悲，有时也可憎，但他的幽默不是轻浮的玩笑，而是包裹着智慧。
他继承了果戈里的讽刺传统，又赋予它一种新的形态，更现代，也更内敛。
俄罗斯文学的未来，或许正掌握在这样的年轻人手中。】
莱昂纳尔·索雷尔则选择在偏重思想性的《当代评论》上发表文章：
【……契诃夫像一个最高明的医生，不动声色地引导我们观看‘权力’这种药，如何在不同个体身上产生相似而又各异的‘副作用’——谵妄，恐惧，自我膨胀，自我否定，自我毁灭……
我们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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