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掌柜一边收拾碗筷，一边用抹布在油腻的桌面上画着圈擦着，眼睛却没离开那干部刚坐过的位置。
“这老陈，轴承厂技术科的，以前可不是这样。早些年多精神一个人，见谁都笑眯眯的。厂里技术难题，就数他点子多。”
她顿了顿，抬头看我一眼，声音压得更低。
“可这半年，跟换了个人似的。你看他那脸色，蜡黄蜡黄的，眼窝子陷得能放颗枣。来了就坐这角落，一碗素面，一吃就是半个钟头，魂儿像丢在面汤里似的。”
我盯着碗里剩下的半碗红烧肉汤汁，油脂已经凝固成白色的絮状物，在昏暗灯光下泛着腻光。
女掌柜把抹布甩到肩上，凑近了些，一股葱姜和油烟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
“上个月吧，也是这么晚，他吃完面不走，盯着门口那盏忽明忽灭的灯看了半晌，突然跟我说：‘老板娘，夜里要是有人敲门，别急着开，先问问是谁。’你说怪不怪？”
我心里一紧，筷子上夹着的最后一块馒头停在半空。
“后来呢？”
我终究没忍住。
“没后来了。自那以后，他每回来，都跟今天似的，走前非得说那句‘夜里关好门’。我当他是病糊涂了说胡话。”
我囫囵吞下那口馒头，干涩的面团卡在喉咙里，赶紧灌了一大口已经微凉的白开水才顺下去。
结账时，我掏出那张折痕深深的“大团结”。
找零时，她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里面满是毛票和分币。
她数钱的手指粗短，指甲缝里藏着洗不净的油污，数得很慢，一遍又一遍。
找完钱，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最后落在我还算干净的双手上。
“小伙子，不是本地人吧？这大晚上的，吃这么扎实，是要赶夜路？”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抓起找零的毛票塞进裤兜，掀开门帘，钻进夜色里。
帘子落下的瞬间，我听见她在身后喃喃自语。
“又一个……”
“大浪哥，咱往哪边走？找大车店。”
眼看要入冬了，风真的冷，刮在脸上生疼。
黄大浪沉默的时间比平时长了些，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
就在我准备再问一遍时，他的声音才响起来，带着一种罕见的迟疑。
“刚才那老陈……他右肩上的阳火，不只是弱，还在往左边偏。寻常人病重，阳火是暗、是低，不会偏。偏了，就是有东西在拉他。”
我心里一沉。
“先找地方落脚。”
黄大浪恢复了平时的果决。
“往城边儿走。火车站那片太杂，各路牛鬼蛇神都盯着。找大车店集中的地方，最好靠近牲口市场或者老货运站。那种地方，掌柜的一天见几百张脸，没闲心记你长啥样。”
我依言转向城西。
脚下的路从柏油变成坑洼的水泥，再变成压实的土路。
两旁的建筑越来越矮，越来越稀疏，偶尔能看到围墙内伸出光秃秃的树杈，在风中抖动。
空气中的气味开始变化。
先是淡淡的煤烟味，接着是潮湿的草料发酵的气息，混合着牲口粪便特有的腥臊。
偶尔一阵风卷来更浓烈的味道。
铁锈、机油和某种化学品的混合。
走了约莫十分钟，就在我以为要走过头时，前方路边出现了一片低矮的连排平房。
房子是红砖砌的，年头应该不短了，砖色发暗，屋顶铺着油毡，有些地方用石头压着。
其中一间门口挂着盏防风的马灯，玻璃罩子被油烟熏得发黄，火苗在罩子里不安地跳动。
灯下用铁丝拴着两块木牌。
一块是正经的“工农兵旅社”，白底红字，油漆剥落。
另一块是随便找的木板，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大车店，通铺五毛，单间一块五，热水自带”。
就是这儿了。
推开厚重的木板门，门轴发出干涩刺耳
“吱呀！”
一股热浪混杂着复杂气息扑面而来，瞬间包裹了我。
那是十几个疲惫躯体散发出的汗酸味，是劣质烟草燃烧后的呛辣，是潮湿被褥捂出的霉味，是角落里尿桶隐约的骚气，还有堂屋炉子上铁壶煮水冒出的蒸汽味。
所有这些味道被屋里的热气一蒸，搅拌在一起，味道自然有些顶。
门里堂屋不大，靠墙摆着一张褪色的木柜台。
柜台后的墙上，一张“旅客须知”的纸张边角卷起，上面用毛笔写的条款已经模糊。
旁边贴着几张褪色的奖状，最大的一张写着“卫生先进单位”，落款年份是五年前。
我盯着这张奖状看了许久。
这般环境，竟然还得过卫生先进单位。
柜台后，一个干瘦的老头蜷在藤椅里，身上盖着件油腻的军大衣。
他戴着断了条腿、用棉线绑住的老花镜，就着柜台上那盏玻璃罩子熏得乌黑的煤油灯，在看一本破旧不堪的《三国演义》。
书页焦黄卷边，封面早没了。
听到门响，老头眼皮都没抬，干瘪的嘴唇动了动。
“住店？”
“嗯，通铺。”
我摸出五毛钱，放在掉漆的柜台上。
老头这才慢吞吞地抬眼，老花镜后的眼睛浑浊而锐利，像鹰一样扫过我的脸、我的手。
几秒钟后，他枯瘦的手伸出，一把将钱抹到柜台下的抽屉里，然后从抽屉角落摸出一个油腻发亮的木牌，“啪”地扔到我面前。
木牌大约两寸见方，边缘被磨得圆滑，正面用红漆写着一个数字“七”，漆色已经暗淡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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