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五月的第一天，陈青元早早地就起床洗漱，把旧衣服装进背包。
今天的早上七点，与往常的七点很不同。
江州市像是忽然安静了下来。
当他赶到车站，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人头攒动中，各种声音混杂。
好不容易挤到检票口，他检票上了车。
在等待发车的空隙，旁边一个看上去比他还年轻的青年指着他的制服，“哥们，城管？”
陈青嘴角微微一扯，指着制服左臂上的字，“城......建......监察。”
“城建监察是个什么玩意？”
这话虽然问得粗俗，但陈青知道对方没有恶意，只是嘴快而已。
“城市建设监察。简单点说：就是对建设活动监察。”
“建设活动？”
陈青知道遇到一个愣头青了，透过车窗，指了指远处还未完工的一处高楼，“看到哪儿的楼了吗？就是监察这些修房子的。”
“哦！”青年点点头，“就是管开发商的吧！”
陈青也没再继续解释。
一个人的认知决定他看到的世界。
2002年，大多数人对‘城建监察’还陌生得很。
但他知道，这种朴素的理解，恰恰是基层工作最需要面对的。
他们心中最真实的概念，就是领导说什么，他们信什么。
七点过五分，售票员终于回到车上，“师傅，走了！”
气喘吁吁的样子，就知道今天去拿派车单不是件轻松的事。
阳光透过长途客车的脏污车窗，斜斜地照在陈青元有些兴奋的脸上。
重生后第一次以这样的状态回家，百感交集，归家的心比前世任何一个时候都强烈。
摇晃了不知道多久，陈青元感觉自己的背都有些僵硬了，抬眼看向窗外缓慢移动的车流。
“五一黄金周”从1999年开始，长假经济刚刚兴起不久，人们似乎已经开始学着“享受生活”。
但事实上，离家的人更想回家去看看。
而非像2000年刚成立的“假日办”最初设想的那样去旅游、放松，这个机构在2014年消失也说明它存在的使命感并没有多强。
这个时候私家车还没那么普及，但道路交通也没那么四通八达，出城的省道上已经堵成了一锅粥。
大巴车、中巴车、货车、还有零星几辆私家车，全都挤在双车道的公路上，喇叭声此起彼伏。
“师傅，还要多久能到啊？”前排有人不耐烦地问。
司机叼着烟，头也不回：“早着呢！你看前面，不动了！放假都往外跑，不堵才怪！”
车厢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廉价香水的混合气味。
过道上坐满了自带小凳的乘客，陈青元的腿被旁边的大编织袋挤得发麻。
他低头看了看手表——八点十分。原本一小时的车程，现在已经过去七十分钟，才走了不到一半。
他调整了一下坐姿，闭上眼睛，脑海中闪过昨天的一幕幕。
江站长接到局长电话时的微表情。
张建军改报告时烟灰缸里堆满的烟蒂。
孟裴川主动要求值班时的诚恳眼神。
还有那部摩托罗拉V70——江卫国一个监察站长，用这样的手机……
瑞龙地产的手已经伸到江州市建设局里了。
那份报告要“缓和措辞”，就是明证。
只是，现在的赵天龙还不是瑞龙地产的老板，或者说不是最大的股东，而秦瑞在他的记忆中没什么印象，几乎没有这个人存在的痕迹。
他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车子慢慢地向前蠕动，就像陈青元此刻的心情，慢慢在梳理着两天的所见所闻。
一直到九点二十五分，大巴车终于摇摇晃晃地驶进渡舟县长途汽车站。
陈青元一手提着背包，怕背包压皱挺拔的制服，随着人流挤出车站。
又在长途汽车站外坐上一趟公交车，熟悉的节日促销在县城的主干道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商铺门口都挂着“五一促销”的红色横幅，喇叭里放着欢快的流行歌曲，行人比平时多了至少一倍。
下车后，陈青元的脚步加快了些。
距离“春兰面包坊”还有百来米时，他透过来往的人群，看见店门口围着一圈人。
并不宽敞的人行道已经被堵，大约二三十个，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分明是在看热闹。
莫不是家里面包店也在搞促销？
陈青元的脚步又再快了几分。
再近了些，陈青元的眼神却停在了路边一辆黑色桑塔纳上，车牌号江A·J8448。
瞳孔一缩，这个车牌号码的车是之前和祝强在吃烧烤的时候，赵瑞开来的车。
现在，这辆车又停在自家面包店门口。
车窗贴有深色车膜，只能从后车窗隐约看见有人。
难道赵瑞和沈薇薇又跑自己家店里来找事来了？
快步走到店门口，一米八三的个子在人群外，他就能从人群的头顶看到面包店里的情况。
玻璃橱窗后，两个深蓝色制服的身影背对街道站着。
母亲张春兰正激动地说着什么，手臂挥动着，陈焕站在她侧前方，一只手护着她，另一只手似乎在解释。
“对不起，让让，让让！”陈青元一边分开人群，一边嘴上说着抱歉的话。
对于看热闹的人而言，想让他们给你一个最好的位置，那是很难的。
好在他身高体格足够，双手外翻，人群让开了一条缝。
有想开骂的，愤怒的双眼看到他身穿制服，又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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