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整。伤亡名单报上来。”
金国强敬礼，转身离开。
戴师长看向我：“益烁，皮尤河情况？”
“日军一个大队试图强攻渡河，被我们击退，伤亡约两百。”我声音嘶哑，“但我们伤亡也近两百。而且——他们还会再来的。”
“看来日军的确是打算从皮尤河切入。”戴师长点头，“你们工兵团的任务完成的很好，接下来……”
他顿了顿：“接下来，守住同古。”
我抬头看向东面。
晨光中，皮尤河方向升起几道黑烟。
那是战场留下的痕迹。
回到中央银行驻地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
院子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血腥味混合的气味——医护队正在处理伤员。担架一具接一具抬进来，呻吟声、喊叫声、医护兵的吆喝声乱成一团。
我从卡车上跳下来，脚下一软，差点摔倒。
“参谋长！”田超超跑过来扶我。
我摆摆手，自己站直了。军装上全是血，有鬼子的，也有自己人的，已经干了，硬邦邦地贴在身上。
“伤亡统计出来了吗？”我问，声音哑得厉害。
“三连那边……正在统计。”田超超低下头，“孙连长说他待会儿亲自来报。”
我没说话，径直往楼里走。
楼梯上还有血迹，新鲜的那种，从一楼一直滴到二楼。几个工兵正在用桶打水冲洗，刷子刷在石板地上，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
团指挥室在二楼最里头。我推门进去，反手把门关上。
房间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从缝隙透进来的几缕光，能看见灰尘在光柱里翻滚。
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
我知道那是什么。
我没点灯，也没拉开窗帘，就这么在黑暗中站着。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能看清桌子的轮廓，看清文件夹的边缘，看清……
那文件夹像有生命似的，在黑暗里发着光。
我走到桌边，手伸出去，却又停在了半空。
打开它，就是承认。
承认那些名字。李二娃。王铁柱。还有今天早上公审大会上挨了五十军棍、趴在长凳上哭得像个孩子的王小栓——他也在三连，今天跟着去了皮尤河。
我收回手，转身走到墙边，背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
地板很凉。
我摸出烟盒，最后一支了。划火柴，手抖得厉害，划了三下才着。烟点着了，深吸一口，尼古丁冲进肺里，稍微镇定了一点。
门外传来脚步声。有人走到门口，停住了。手抬起来，像是要敲门，但犹豫了几秒，又放下了。
脚步声远了。
我知道是谁。刘团长。或者陈启明。他们知道我回来了，知道我把自己关起来了，知道我……
需要点时间。
但我有时间吗？
日军一个大队在皮尤河吃了亏，死了两百多人。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按照历史——总攻就在眼前。
可能今天下午。
可能今天晚上。
我掐灭烟，撑着墙站起来。腿还有点软，但能站稳了。
走到桌边，这次没犹豫，直接翻开文件夹。
第一页是伤亡汇总。
工兵三连：阵亡二十一人，重伤三十四，轻伤五十七。阵亡名单列在后面，二十一个名字，二十一个年龄，二十一个籍贯。
李二娃，十九岁，山西。
王铁柱，二十二岁，河南。
王小栓，十九岁，河北。
我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
十九岁。三天前还在靶场上手抖得端不稳枪，今天早上还趴在长凳上哭，几个小时后，就躺在皮尤河的泥里，再也回不来了。
我把名单合上，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阳光刺眼。
楼下院子里，担架还在进进出出。一个年轻的医护兵蹲在墙角哭，旁边有个老兵在拍他的肩膀，说着什么。
活着的人还得继续。
我转身，开门出去。
刘团长在走廊那头，正跟陈启明说话。看见我出来，两人都停住了。
“团长。”我走过去，“城防巡查安排了吗？”
刘团长看着我，眼神复杂：“安排了，獠牙小队分三组，正在全城巡查。另外，戴师长派人来了，在楼下。”
“什么事？”
“战果报告。”刘团长说，“戴师长要详细经过，说要往军部报。”
我点点头：“我去说。”
200师师部，作战室。
戴师长坐在长桌一头，旁边是参谋长周之再、副师长高吉人，还有几个作战参谋。赛米尔少校也在，正低头看着手里的笔记本。
我进去时，所有人都抬起头。
“王参谋长。”戴师长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身上有伤吗？”
“擦破点皮，没事。”我坐下，腰杆挺得笔直——虽然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在抗议。
“皮尤河的战报，金副团长已经报上来了。”戴师长把一份文件推过来，“但我还想听你亲口说一遍。从头到尾，每个细节。”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说。
从凌晨出发，到发现履带痕迹，到抵达河岸布置防御，到日军一个大队出现，到第一波渡河，到炸桥，到炸堤放水，到白刃战，到撤退。
我说得很细。日军兵力配置、火力强度、渡河方式、军官指挥特点——所有我能观察到的，全都说了。
说完时，作战室里一片寂静。
戴师长第一个开口：“一个工兵连加一个步兵营，挡住了日军一个大队的强渡，毙伤敌军约两百，自身伤亡一百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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