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对着门，下颌线条像那年梧桐树干上刻的名字一样，很深，很硬。
他听见开门声，没有回头。
“陆峥。”
还是昨晚电话里那个声音。
没有“好久不见”。
没有“你这些年去哪了”。
只是像二十八年前他们还在柳林街17号院的梧桐树下，他喊一声，另一个回头。
陆峥在他身后三步的位置站定。
“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他说，“比我预想的高。”
陈默终于转过身。
陆峥看清了他的脸。
二十八年前那个瘦得脱相、跟在自己身后捡玻璃弹珠的小男孩，如今眼角有了细纹，眉骨上多了一道旧疤，嘴唇抿成一条不苟言笑的直线。
只有那双眼睛没变。
黑得很深。
像梧桐树下被他们用铅笔刀划过的那块树皮，雨水浸进去，怎么晒都晒不干。
“坐。”陈默说。
他自己没有坐。
他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牛皮纸信封，放在陆峥面前。
陆峥没有动。
“这是什么？”
陈默没有回答。
他绕过办公桌，在陆峥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两个人隔着那张堆满案卷的桌子。
二十八年后第一次面对面。
“我爸死了。”陈默说。
陆峥的瞳孔微微收紧。
“……什么时候？”
“1987年11月19日。”
陈默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归档三年的结案报告。
“江城工业局技术科科长陈兆年，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接受组织审查期间，于1987年11月19日凌晨，从工业局家属楼6号楼天台坠落身亡。结论是畏罪自杀。”
他顿了顿。
“那一年我七岁。”
陆峥沉默。
1987年。
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
“你爸……”陈默看着他，“他叫陆铮。”
不是问句。
“1984年3月12日，江城西城区柳林街与建设路交叉口，一辆失控的卡车冲上人行道。陆铮推开了一个七岁的男孩，自己被撞出去十二米。”
他的声音仍然很平。
“那个七岁男孩是我。”
陆峥没有说话。
二十八年。
没有人告诉过他父亲是怎么死的。
母亲只说“因公殉职”，单位只说“意外事故”，抚恤金发了、追悼会办了、骨灰盒葬进了城西烈士陵园。
没有人说那辆卡车是怎么失控的。
没有人说父亲推开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他曾经想过，那个孩子应该和他同岁，应该也在某个院子里长大，应该也念书、工作、成家。
他唯独没有想过——
那个孩子叫陈默。
“你一直知道。”陆峥说。
陈默没有否认。
“我知道救我的那个人叫陆铮，”他说，“知道他有个六岁的儿子叫陆峥，住在柳林街17号院3单元402室。”
他顿了顿。
“我不知道他儿子后来去了哪里。”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搁在桌面上的手。
那双手很大，骨节粗砺，虎口有老茧——是常年握枪和卷宗磨出来的。
“1987年我爸死了以后，我妈带我搬离了柳林街。她改嫁了，继父姓陈，我就跟着姓了陈。”
他的声音低下去。
“她把我爸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不让我提过去的事，不让我回柳林街，不让我打听任何人。”
“她说，忘记才能活下去。”
陆峥看着他。
陈默没有抬头。
“我记了二十八年。”他说。
他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
绕过办公桌。
走到陆峥面前。
一米七八的男人。
一百五十斤的体重。
警服上的肩章、胸徽、臂章加起来不到三百克。
但他此刻站在那里。
像一个七岁男孩。
站在1984年3月12日的柳林街口。
看着一个陌生的叔叔把自己推开。
看着那辆失控的卡车撞上那个叔叔的身体。
看着血从那个叔叔的脑后渗出来，在初春还结着薄冰的路面上洇成深红色的一摊。
他蹲下来。
那个叔叔还睁着眼睛。
嘴唇动了动。
没有声音。
他凑近去听。
那个叔叔说——
“小峥……”
他在喊自己的孩子。
他在最后一刻想的不是自己救了谁。
是他再也回不去的家。
陈默站在陆峥面前。
二十八年来第一次。
他把手从身侧抬起来。
抬得很慢。
像那年梧桐树下，他把从家里偷出来的玻璃弹珠分给陆峥一半，伸出手时也是这样慢。
“对不起。”他说。
那只手悬在半空。
没有落下。
陆峥看着他。
二十八年前那个跟在他身后捡弹珠的男孩，如今比他高小半个头，肩膀宽得像一堵墙。
但那双手没有变。
虎口有茧，掌心有薄汗。
像那年把玻璃弹珠塞进他手里时一样。
陆峥伸出手。
握住了。
陈默的肩胛骨在他掌心下轻轻震了一下。
只有一下。
然后那堵墙慢慢卸下力道。
窗外的天阴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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