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水果的、卖小吃的、骑摩托车的、放学回家的学生。
他看着那些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低下头，在剧本上写了一行字：
“小四站在街角，看着那些人走来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知道不想要什么。”
写完了，他把本子合上。
身后有人叫他。
“杨导！”
他回过头。
一个年轻人跑过来，二十出头，瘦瘦的，戴一副眼镜。
“杨导，我是北艺的学生，我叫蔡明亮。听说您要拍《牯岭街》，我想来问问能不能跟组学习？”
杨德昌看着他，“你多大？”
“二十三。”
“学过什么？”
“在学校拍过几个短片。都是讲台北的，讲那些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杨德昌沉默了一会儿。
“十一月二十八号，来片场报到。”
蔡明亮愣住了。
“杨导，您是说…”
杨德昌没理他，转身走了。
刚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带几个本子来。我先看看你写的故事。”
十一月二十四日，槟城。
黄月萍坐在蓝屋客厅里，面前放着一台录音机。
陈文统坐在她旁边。录音机里放的是《故土之心》的原声带。
第七首，那首娘惹糕场景的配乐。
用了林金枝阿婆，唱的童谣采样。
她闭着眼睛听。
听完，她睁开眼睛。
“阿统，那封信还在吗？”
陈文统愣了一下。
“哪封信？”
“周伯那封。”
陈文统站起来走到钢琴旁边。
那架调哑了四十年的钢琴旁边桌上，放着一个信封。
他把信封拿过来递给黄月萍。
黄月萍拆开信封，把信纸抽出来。
信纸上只有一行字：
“阿维，蓝屋还在吗？我在香港种了一棵凤凰木，明年开花。你要是看见花，就当是我来看你。”
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纸折好，又放回信封。
“阿统，明年五月我们去趟香港。”
陈文统看着她。
“去香港？”
“嗯。去看看那棵凤凰木。”
“你今年六十二了。”
“六十二怎么了？我和国维分开时，我才十九岁。那时候到如今，我梦里总有一棵凤凰木开着花，我忘不了那抹红。六十二我还年轻，还能走。”
陈文统沉默了一会儿。
“我陪你去。文忠也请假陪你去。”
黄月萍点点头。
她把那封信贴在胸口，又看了一眼窗外。
槟城的凤凰木还没开，枝头光秃秃的。
但她知道，明年五月会开的。
十一月二十六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威叔蹲在石板旁边，把那些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擦。
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徐小凤的娘惹糕。邓丽君的开盘带。顾家辉的五线谱。黄沾的歌词。许鞍华的铅笔。周慧芳的报表。那六瓣花的信封。陈伯的铁盒。槟城阿伯的信。永春阿婆的照片。周师傅的碑文拓片。杨德昌的剧本大纲。侯孝贤的拍摄手记。谢晋的信。张爱玲的字条。周大山的信。谢晋那本《家的伦理学》手稿复印件。
五十二样东西，各有各的来路。
他擦得很慢，每擦完一样都对着光看一看，再放回去。
擦到那本手稿复印件时，他的手停了一下。
那封面上写着五个字：《家的伦理学》。
他想起赵鑫说的话：这是一粒种子。
他把手稿放回去，继续往下擦。
赵鑫走过来，蹲在他旁边。
“威叔，擦这个干什么？”
威叔没抬头。
“怕它们忘了自己是谁。”
赵鑫愣了一下。
威叔说：“这些东西都是记性。记性这东西，放着放着就忘了。得有人记得它们。”
赵鑫没说话。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放在石板上。
纸条上是他今天早上写的几行字：
“鑫时代出品电影统计（1980-1986）
《民国时期的爱情》：戛纳金棕榈，亚洲票房2200万
《橄榄树》：威尼斯银狮，亚洲票房1400万
《槟城空屋》：金马奖最佳影片，亚洲票房2400万
《船票》：亚洲票房2600万
《故土之心》：金像奖六项技术奖，亚洲票房4300万
累计：亚洲总票房一亿两千九百万港币
国际奖项：戛纳1、威尼斯2、柏林1、金马12、金像奖25”
威叔看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纸条拿起来放进木盒里，和那些东西挨着。
五十三样了。
他合上盒盖，抱在怀里。
抬起头看着那棵凤凰木。
阳光照在光秃秃的枝丫上，照在那几个绿豆大的芽点上。
很小。
但它们在长。
食堂里传来脚步声。
谭咏麟走出来，张国荣跟在后面，徐小凤端着食盒，邓丽君穿着红毛衣，顾家辉和黄沾并排走着，许鞍华手里拿着剧本，周慧芳拿着报表。
十几个人，围坐在凤凰木下。
赵鑫把那三份报表念了一遍。
念到台湾观影人次九十三万的时候，谭咏麟吹了一声口哨。
念到新加坡那个年轻人写的那句话时，邓丽君低下头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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