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是陈启明写的，只有十几条指令：从内存读两个数，相加，结果存回内存，然后读出来显示。
简单到任何一个学计算机的大学生都能写出来。
但对一颗芯片来说，这就是它存在的全部意义，能理解指令，能执行操作，能把0和1变成有意义的计算。
张卫东按下运行键。
测试机上的LED开始闪烁，那是程序在运行，是电流在芯片内部那几千个晶体管之间流动，是逻辑门在开合，是这个世界最底层的智慧在苏醒。
闪烁停了。
结果指示灯亮起，绿色。
“功能……测试通过。”张卫东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吵醒什么。
但这句话，在安静的车间里，像惊雷一样炸开。
短暂的死寂。
然后，
“成了！成了！”
“我们的芯片！我们的！”
“长城一号！亮了！”
欢呼声、哭喊声、掌声、跺脚声……所有声音混在一起，像海啸一样席卷了整个车间。有人跳起来，有人抱在一起，有人瘫坐在地上，有人对着墙锤拳头。
王技术员跪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发出压抑了很久的呜咽。三个月了，她没睡过一个整觉，没吃过一顿安心饭。每次配胶，每次试验，每次失败，她都告诉自己，再试一次，就一次。
现在，成了。
林雪抱着她，自己也泪流满面。她想起三个月前，第一次用土胶做出来的那条歪歪扭扭的线条，像狗啃的一样。那时候，她不敢想今天。
陈启明靠在墙上，仰着头，但眼泪还是从眼角滑下来，流进耳朵里。他想起那些通宵画图的日子，那些为了一微米线宽争吵的日子，那些看着报废的晶圆说不出话的日子。
张卫东握着那颗芯片，握得很紧。他把芯片举起来，对着日光灯看，粗糙的外壳，歪斜的印字，但在灯光下，那些印字闪闪发光：“长城一号，1975”。
他想起自己改造设备时的一个个不眠之夜，想起那些烧坏的电路板，想起那些因为精度不够而重做了无数次的零件。
现在，这一切，都值了。
赵四站在人群外，静静地看着。
他看着这群人，这群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人，这群用最差的设备、最差的材料、最差的条件，硬生生造出中国第一颗自主芯片的人。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夜里，一遍遍地涂胶、曝光、蚀刻、测试；一遍遍地失败、分析、改进、再试。
他们像愚公，一铲一铲地挖山。
现在，山，被他们挖开了一条缝。
光，从缝里透进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欢呼声渐渐平息。所有人都看向赵四，眼睛里有泪，也有光。
赵四走过去，从张卫东手里接过那颗芯片。很轻，几克重。但在他手里，沉甸甸的，那是三个月的心血，是一代人的梦想，是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自主自强的第一块基石。
“同志们。”他开口，声音有些哑，但很稳，“今天，1975年10月18日，下午两点十七分，中国第一颗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微处理器，‘长城一号’，测试通过。”
没有掌声。所有人都站着，静静听着，像在听一个神圣的宣告。
“这颗芯片，性能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60%，功耗高一倍，封装粗糙，成品率低得可怜。”赵四缓缓说，“按国际标准，它是个失败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脸，那些年轻的、苍老的、疲惫的、兴奋的脸。
“但是，”
他举起芯片，举得很高，让所有人都能看见：“它是咱们的孩子！是咱们用完全自主的技术、完全自主的材料、完全自主的工艺，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它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中国人在微电子领域，不是只能进口、只能仿制、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爬！我们也能设计，也能制造，也能创新！”
“今天，我们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从今以后，谁再说中国造不出芯片，我们就拿这个给他看，看，我们造出来了！虽然丑，虽然慢，虽然差，但它能工作，它是我们自己的！”
掌声响了。
开始很零星，然后越来越密，最后响成一片，震得车间的窗户都在嗡嗡作响。掌声里，有人又开始哭，但这次是笑着哭。
赵四等掌声稍歇，继续说：“但这只是开始。今天，我们点亮了一颗芯片。明天，我们要点亮一条生产线。明年，我们要点亮一个产业！”
“路还很长。我们还要解决良品率的问题，解决性能的问题，解决成本的问题。我们还要造8位处理器、16位处理器、32位处理器！我们还要让芯片用在机床里、用在医院里、用在千家万户的计算机里！”
“这条路，很难。但今天，我们证明了，再难的路，只要肯走，就能走通！”
“有没有信心，走下去？”
“有！”吼声几乎掀翻屋顶。
赵四笑了。这三个月来，他第一次笑得这么轻松，这么畅快。
他把芯片小心地放回测试台：“接着测。二十颗，全测一遍。我要知道，咱们的第一批孩子，到底有多少能成材。”
“是！”
测试继续。第二颗，通过。第三颗，通过。第四颗，失败，电源短路。第五颗，通过……第二十颗，通过。
二十颗芯片，十二颗完全正常，五颗有轻微缺陷但能用，三颗彻底失败。
总良品率60%。
如果算上封装前的损耗，从晶圆到最终可用的芯片，总良品率不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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