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赵四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
他看着桌上那两份报告。
一份是“天河”工程的战略构想，一份是组建新研究室的请示。
两份加起来，五十多页。
这是他用十天时间，为这个国家未来二十年，画下的一张草图。
上午九点，周秘书准时敲响了房门。
“写完了？”
周秘书看着桌上厚厚一摞稿纸，有些惊讶。
“写完了。”
赵四把两份报告装进牛皮纸档案袋，用蜡封好，“请转呈李老。”
周秘书接过档案袋，手感很沉。
他深深看了赵四一眼：“首长交代，让你好好休息几天。”
“‘星-8’改进方案那边，可以先放一放。”
赵四点点头，但心里知道，休息是不可能的。
送走周秘书，他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
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反复回放着这十天写的每一个字，画的每一张图。
“天河”工程最大的难点，其实不是技术。
是观念。
现在所有人——包括很多领导——理解的“通信”，就是打电话、发电报。
他们要建立的“网络”，就是拉更多电话线，建更多电报站。
但赵四要建的，是一个数字化的、交互式的、智能化的信息网络。
这之间的差距，就像马车和汽车的差距。
更难的，是人才观念。
在很多人看来，一个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材生，去邮电局当职员怎么了？
专业不对口怎么了？
现在是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哪有什么挑三拣四？
要改变这些观念，比攻克技术难关更难。
三天过去了，没有消息。
七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
赵四每天在招待所房间里踱步，从窗户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户也是七步。
他看书，看不进去；他写东西，写不出来。
整个人像一根绷紧的弦。
第八天下午，周秘书终于来了。
但没有带来回复。
“报告首长看过了。”
周秘书的语气很平静，
“让我转告你：思路很好，但涉及面太广，需要协调的部门太多，要慢慢来。”
“慢慢来……”
赵四重复着这三个字，心里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首长还说，”
周秘书顿了顿，“‘天河’的构想很有前瞻性……”
“但现阶段，还是将重心回到‘星-8’的改进和后续型号研发吧。”
“至于抽调人员组建新单位的事”
他遗憾地摇了摇头：“暂时先放一放。”
赵四感到一阵无力感。
他早该想到的。
动一个单位的人，就是动了那个单位的利益；
动一个系统的人，就是动了整个系统的格局。
这背后的阻力，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
在现在这个年代，很可能就是李老，也感觉无力的一件事。
“我明白了。”他只能这么说。
周秘书离开后，赵四独自在房间里坐了很久。
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把整个房间染成金色，也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墙壁上。
他想起了楚老。
想起老人把德文笔记递给他时说：“再珍贵，留在箱子里也是废纸。”
现在，他的报告，是不是也要变成档案袋里的“废纸”？
不。不能。
赵四猛地站起身。
他走到桌前，重新铺开稿纸。
既然组建新单位的报告被搁置，那就换一种方式。
他开始写第三份报告。
《关于在各重点科研单位设立“信息联络员”岗位的试点建议》。
既然不能把人集中起来，那就把人派出去。
在每个重点单位设立一个专职岗位，负责收集、整理、传递本单位的技术信息，同时作为“天河”网络的终端节点。
这个方案保守得多，阻力也小得多。
虽然效果可能打折扣，但至少，能迈出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这些“联络员”可以成为未来专业团队的种子。
等时机成熟了，再把种子集中起来，培育成林。
写到半夜，报告完成了。
只有八页，但字字斟酌。
第二天一早，赵四亲自把报告送到李老办公室。
周秘书收下了，但没说什么。
又过了三天，消息来了：同意试点。
先在“盘古”计划办公室、昆仑基地、上海微电子所三个单位试点设立“信息联络员”，运行半年看效果。
没有大张旗鼓，没有正式文件，只是一个口头通知。
但赵四知道，够了。
种子已经种下。
虽然现在只能埋在土里，但总有一天，会发芽。
秋雨下了三天，把北京城洗得清冽干净。
长安街两侧的银杏叶黄得灿烂，在雨后初晴的阳光下，像是铺了一地碎金。
赵四从王府井书店出来时，怀里抱着厚厚一摞书。
最上面那本《计算机通信原理》的边角已经磨损，是他跑了三家书店才淘到的旧版。
1965年，美国出版，书页泛黄，但里面的原理依然新鲜。
他沿着长安街往西走，脚步不快。
阳光透过稀疏的梧桐叶洒下来，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街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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