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曼约的地方在国贸三期的一家空中餐厅，八十层，落地窗外是整片整片的云和光。林微言到的早了十分钟，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手指无意识地转着桌上的水杯。杯子里的柠檬水晃出一圈一圈细细的涟漪，像她此刻的心跳——不算剧烈，但节奏全乱了。
顾晓曼还没到，桌上只有她一个人。服务生来添了两次水，她都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开口说话。
她在想，自己为什么会答应这次见面。
顾晓曼的电话是三天前打来的。当时林微言正在修复一本明代的《花间集》残本，指尖捏着一片薄如蝉翼的补纸，屏着呼吸往缺损处贴合。手机震起来的时候她差点手抖，屏幕上的名字让她愣了足足五秒钟。
顾晓曼。她存过这个名字——五年前存的，在沈砚舟手机的通话记录里看到过。那时候她没问，沈砚舟也没解释。后来分手了，这个名字就变成了一根刺，扎在记忆里拔不出来。
“林小姐，我叫顾晓曼。”电话那头的声音意外地平和，没有她想象中的骄矜或者高高在上，“冒昧打给你，是因为有件事想当面说清楚。关于沈砚舟。”
她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手已经按在挂断键上了，但顾晓曼的下一句话让她停住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从来都不是。”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插进了她锁了五年的那扇门上，轻轻一转。锁芯发出的咔哒声震得她胸口发麻。
然后她就坐在这里了。
林微言轻轻呼出一口气，偏头看向窗外。八十层的高空把整个城市都铺在脚下，车流像缓慢的蚁群在血管般的街道上爬行，远处的天际线被初夏的阳光晕成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她忽然想起书脊巷。那里的天空是窄窄的一条，被老槐树的枝叶和老房子的屋檐切割成不规则的形状。抬头看的时候，只能看见一条细细的、蓝得发亮的河在头顶流淌。她从小在那条河的底下长大，习惯了那种被庇护的、不徐不疾的光阴。
而这里太敞亮了。敞亮到让她觉得有点不真实。
“久等了。”
声音从身后传来，林微言转过头。
顾晓曼站在桌边，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白色西装外套，里面是深蓝色的真丝衬衫，整个人简洁干练，像一把出鞘但不咄咄逼人的刀。她的五官不算柔美，但很大气，笑起来的时候眉目舒展，带着一股坦荡荡的痛快劲儿。
“路上堵了会儿。”顾晓曼把包放下，在她对面坐下，没有任何多余的寒暄，开门见山，“谢谢你愿意出来见我。”
林微言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
顾晓曼也没在意，向服务生要了杯冰美式，然后转回来看着林微言。那双眼睛很直接，打量人时带着一种毫不躲闪的坦率，但并没有冒犯的意味。她看了大概两秒钟，忽然轻轻笑了一下。
“沈砚舟没跟你说过我？”
林微言握着水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没有。”
“猜到了。”顾晓曼端起刚上来的冰美式喝了一口，语气平淡得像在讲一桩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商业案例，“那个人什么都不会说。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更不会说。我们合作了三年，他跟我说过的最长一句话，是讨论一份融资协议的第七条第二款。”
她放下咖啡杯，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搁在桌上，摆出了一个准备认真说话的姿态。
“林小姐，我先跟你讲一下我跟沈砚舟认识的经过。然后你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我不会替他说好话，也没那个必要。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你该知道。”
林微言没有接话，只是把水杯放下了，双手交握放在膝上。她的手很稳，但手心里已经出了一层薄汗。
顾晓曼开始讲。
“五年前的秋天，我父亲在做一个跨境并购的项目，标的是一家德国的高端制造企业，交易金额很大，涉及的法律条款特别复杂，需要找一个懂德国商法又能出国际差的中国律师。我们通过猎头联系了七个人，其中六个都开出了天价。沈砚舟是最便宜的那一个。”
她顿了一下。
“也是最拼的那一个。”
“那时候他刚离开原来的律所不久，一个人单干，没有团队，没有助理，连个正经的办公室都没有。第一次见面是在国贸一楼的星巴克，他穿着一套袖口已经磨出毛边的西装，领带有点歪——不是不讲究，是太累了没顾上整理。我父亲问他报价，他说了一个数字，低到连我父亲都愣了一下。”
“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这么低。他没解释，只说了一句：‘我缺钱。但我不会因为价格低就降低工作质量。’”
顾晓曼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目光越过林微言的肩头，看向窗外无垠的天空，像是在回忆什么。
“那个项目做了四个月。沈砚舟一个人顶一个团队，白天跟德国那边开视频会议——他德语其实不太好，硬是靠翻字典和熬夜啃文件撑下来的——晚上还要跑医院。项目最紧张的那段时间，他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医院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他白天在会议室跟德国人对条款，手机上医院的号码隔几分钟就闪一次。但他没跟任何人提，是我们这边一个项目经理看到他半夜一个人蹲在医院走廊里用手机回复工作邮件，才知道的。”
林微言的睫毛颤了一下。
她见过沈砚舟蹲着的样子。那时候他们还在大学，有一天晚上她胃疼，蹲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等着沈砚舟来接她。他来的时候跑得满头是汗，在她旁边蹲下来，把她的手腕握住，仔仔细细地给她揉虎口。他的手掌很大，骨节分明，按在她穴位上的力道不轻不重，刚好能缓解那种翻涌的恶心感。
“你在图书馆泡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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