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不足的，要打折。
然后是兑换。
客人用铜元，铺子里要存银元。
铜元换银元，银元换钞票，都有汇率，天天在变。
今天一块大洋换三百铜元，明天可能就换三百一。
老周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钱庄问行情。
“这哪是做生意，这是在炒钱。”
林怀安感叹。
“你以为呢？”
老周从老花镜上方看他，“开铺子，三分靠货，七分靠钱。
货卖得好，不如钱管得好。
钱管不好，赚再多也是亏。”
林怀安深以为然。
他亲眼看见，隔壁“福瑞祥”布庄，因为收了大量成色不足的银元，去钱庄兑换时被打折，一个月白干。
更复杂的是赊账。
铺子里有不少老主顾，是记账的，月底或年底结。
这些账，有的能要回来，有的就成了死账。
老周的暗账上，记着一长串名字，后面跟着或大或小的数字。
那些数字，很多已经发黄，像永远也醒不过来的梦。
“这王掌柜，欠了十五块，三年了。”
老周指着一个名字，“人死了，铺子倒了，找谁要去？”
“那刘太太呢？欠了八块。”
“刘太太？”
老周苦笑，“人家是镇长的表妹，你敢要？
不要，这八块就没了；要了，以后别想在海淀镇做生意。”
林怀安看着那些名字，那些数字，忽然明白了二叔说的“人情世故”。
做生意，不光是买和卖，是钱和货的交换，更是人和人的周旋。
每一笔账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一段关系，一种权衡。
八月二十日下午，来了个特别的客人。
是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戴着眼镜，文质彬彬。
他一进来，不看病，直奔柜台。
“掌柜的，换点钱。”他掏出一个小布袋，哗啦倒在柜台上。
是铜元，一大堆，足有几百枚。
但林怀安一看，心就沉了——这些铜元，多数是私铸的，成色极差，有些薄得能透光。
老周拿起一枚，掂了掂，又吹了口气，放在耳边听，摇摇头：
“先生，您这钱……成色太差，我们收不了。”
“怎么收不了？”
中年人推了推眼镜，“都是铜元，都能用。”
“能用是能用，但成色不足，去钱庄兑，要打对折。”
老周耐心解释，“我们小本生意，收不起。”
“那你说，能按什么价收？”
“按市价的三成。”
“三成？”
中年人提高了声音，“你们这是抢钱！”
“先生，不是我们抢钱，是这钱本身就不值钱。”
老周不卑不亢，“您要是不信，去别家问问，看谁家收。”
中年人瞪着老周，老周平静地看着他。
店里其他客人也都看过来，指指点点。
最后，中年人败下阵来，悻悻地把铜元收回布袋：“奸商！都是奸商！”
他走了，留下一地鸡毛。
老周摇摇头，对林怀安说：“看见了吧？这种人，就是来占便宜的。
他那铜元，八成是私铸的，成本不到面值的一半。
他想按面值花出去，赚一倍。
咱们要是收了，亏的就是咱们。”
“可他要真闹起来……”
“闹就闹。”
老周冷笑，“这种亏，吃一次，就有十次。
咱们‘瑞昌祥’能在海淀镇立住脚，靠的就是规矩。
该赚的赚，不该赚的，一分不取。该亏的亏，不该亏的，一分不让。”
林怀安若有所思。
他想起北安河，想起刘三放高利贷，五分利，利滚利。
那是吃人。
而“瑞昌祥”的规矩，是不吃人，但也不被人吃。
在这乱世里，这或许就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晚上盘点，老周教林怀安看总账。
收入、支出、存货、应收、应付，一笔笔，一项项。
林怀安这才知道，铺子看着生意不错，但利润薄如纸。
一个月下来，毛利也就三四十块大洋。
扣除伙计工钱、房租、税捐、打点，净利不到二十块。
“二十块，”
林怀安有些惊讶，“这么少？”
“少？”
老周看了他一眼，“不少了。
知道街上卖烧饼的，一个月赚多少吗？
五六块。
拉洋车的，辛苦一个月，七八块。
咱们铺子，六个人，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净剩二十块，已经是好买卖了。”
林怀安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以前，一块大洋，不过是零花钱，买本书，看场电影，就没了。
从没想过，这一块大洋，是多少人一个月的饭钱，是一家人的活命钱。
实业，实业，原来如此之实，如此之重。
清仓活动的成功，很快引起了同行的注意。
海淀镇不大，绸布庄一共三家：“瑞昌祥”、“福瑞祥”、“永昌号”。
三家明里暗里较劲多年，各有各的主顾，各有各的活法。
“瑞昌祥”这次搞清仓，抢了不少生意。
“福瑞祥”的掌柜坐不住了，八月二十一日，亲自上门“拜访”。
“福瑞祥”的掌柜姓钱，五十来岁，胖胖的，一脸和气生财的模样。
一进门，就冲着林崇礼拱手：“林掌柜，恭喜恭喜！听说贵号这几天生意红火，日进斗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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