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喜七岁了。
他的手艺，已经超过了一般学徒。简单的墙，他能独立砌了。而且他砌的墙，有种说不出的灵性——砖缝匀得像尺子量过，墙面平整得像镜子。懂行的人看了，说：“这孩子，是祖师爷赏饭吃。”
这年秋天，九队张家的祠堂要修。祠堂是乾隆年间起的，二百多年了，后墙裂了道缝，眼看要倒。张家请了好几拨匠人来看，都说只能拆了重砌。可张家族长不干——祠堂是祖宗的脸面，拆了，张家就没脸了。
伯爷带着泽喜去看。泽喜围着祠堂转了三天，第四天，他说：“能修。不用拆。”
“咋修？”张家族长问。
“用‘偷梁换柱’。”泽喜说，“在墙里头，加道暗撑，把老墙扶正。外头看，还是老墙；里头，结实了。”
“你有几成把握？”
“九成。”
“那就修！”
泽喜主修，伯爷给他打下手。这活精细，得像绣花，急不得。先在墙外搭架子，挖开墙基，露出里面的老砖。然后从内部加固，一根一根地加暗撑。泽喜手稳，眼毒，哪根木料该削多细，哪个榫头该打多深，分毫不差。
修了两个月。完工那天，张家族长带着全族人来验收。他让人抬了桶水，泼在墙上。水顺着墙面流下，没有一丝渗进裂缝。
“好！”张家族长拍着泽喜的肩，“小子，有你太爷爷当年的风范！工钱，我给你加三成！”
“谢谢族长。”
这活之后，泽喜在店子上彻底立住了。没人再把他当孩子看，都叫他“小王师傅”。
可这名声，也带来了麻烦。
民国十二年（1923年），店子上闹土匪了。
一伙土匪，二十多人，半夜进村，抢了张家，抢了肖家，也抢了王家。世贵拦着，被土匪一枪托砸在头上，血流了一地。
泽喜那晚在杂货铺帮忙看店。土匪进来时，他躲在柜台底下。透过缝隙，他看见土匪的脸，狰狞，凶狠。看见他们抢东西，砸东西。看见伯父头上流血，倒在地上。
他咬着牙，没出声。手里攥着那把伯爷给他打的小号瓦刀。
那一刻，他第一次感觉到，砌墙的手，是软的。拿刀的手，才是硬的。
可他没有动。只是攥着瓦刀，攥得手心出汗。
土匪走了。世贵被抬回家，躺了半个月才好。
那半个月，泽喜话更少了。他白天跟着伯爷砌墙，晚上就一个人坐在后院，看着那堵“出师墙”——是他六岁时砌的第一堵“蝎子倒扒墙”，一直立在王家后院。一看就是半夜。
“泽喜，”伯爷来找他，“想啥呢？”
“伯爷，”泽喜说，“墙砌得再好，能挡住土匪的枪么？”
伯爷沉默了。他没法回答。
“挡不住。”泽喜自己说，“可墙还得砌。因为人得有个地方住，得有个家。有家，才能活。”
“对。”伯爷拍拍他的肩，“有家，才能活。”
民国十三年（1924年），泽喜八岁了。
这年，他经历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跟着伯爷去县城修一座茶楼。茶楼是清朝一个举人开的，二楼栏杆松了，要修。活不大，可讲究多。掌柜的是个老先生，戴着眼镜，说话文绉绉的。
“小师傅，”他看泽喜年纪小，逗他，“你会砌墙？”
“会。”泽喜说。
“那你说说，砌墙最要紧的是什么？”
“地基。”
“哦？为什么？”
“地基不实，墙砌多高都得倒。就像人，脚站不稳，身子再直也没用。”
老先生愣了，然后拍手：“说得好！想不到你小小年纪，有这般见识。来，赏你一块大洋。”
泽喜接过，说：“谢谢先生。”
那一块大洋，他拿回家，给了秀英。秀英摸着孙子的头，眼泪下来了。
“泽喜长大了，能挣钱了。”
第二件事，是泽全病了。
泽全那年七岁，胖嘟嘟的，一直很壮实。可这年秋天，他突然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不退。请了郎中来，说是伤寒，没治了，看造化。
王家的人都守在床边。世连媳妇哭得死去活来，秀英一遍遍地给泽全擦身子，用白酒擦，用凉水敷。可泽全的烧就是不退，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
泽喜守在弟弟床边，三天三夜没合眼。他握着弟弟的手，一遍遍地喊：“泽全，醒醒，哥在这儿。”
第四天夜里，泽全的烧突然退了。他睁开眼睛，看见泽喜，虚弱地笑了：“哥，我梦见咱俩在砌墙。你砌墙，我递砖。”
“嗯，”泽喜点头，眼泪下来了，“等你好了，哥教你砌墙。”
“好。”
泽全活过来了。可这场病，掏空了他的身子。原来壮得像小牛犊的孩子，现在瘦了，蔫了，走路都打晃。
“泽全，”泽喜对弟弟说，“往后，哥护着你。谁欺负你，哥跟他拼了。”
“嗯。”泽全点头，眼睛里有泪。
民国十四年（1925年），泽喜九岁了。
他的手艺，在店子上已经小有名气。人都说，王家这个老四，别看年纪小，手艺比他爹不差。而且他心细，砌的墙，看着就舒服。
这年春天，伯爷把他叫到跟前。
“泽喜，‘蝎子倒扒墙’的诀窍，我都教你了。剩下的，得靠你自己悟。手艺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你在哪里砌，为谁砌，为什么砌，这些，得你自己想明白。”
“伯爷，我想不明白。”
“那就慢慢想。”伯爷说，“你还小，路还长。可记住，不管世道怎么变，手艺人的本分不能变——把墙砌直，把缝勾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