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查了那家公司的底，是空壳，查不到实际控制人。”
魏正宏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他的背景呢？晋江那边查了吗？”
“查了。晋江确实有沈家，是做茶叶生意的，但那个沈家的少爷不叫沈墨，叫沈砚。而且沈砚五年前就病死了，死在了厦门。”
魏正宏的手指停下了。
“所以这个沈墨，是假的。”
“目前来看……是的。”
魏正宏沉默了几秒，嘴角慢慢弯起来。这一次的笑容，不是刚才那种淡到看不出来的笑，而是一种真真切切的、猎人看到猎物进入射程之后的笑。
“别打草惊蛇。”他说，“盯着他。他见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话，我都要知道。另外，张启明那边，给他透个风——就说他要是愿意配合，我们可以不追究他的命。”
“明白。”
电话挂了。
魏正宏把照片收进信封，放回抽屉，锁上。然后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味很重，但他喝得津津有味。
“沈墨。”他自言自语，“你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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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盐埕区。
陈明月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
她伸手摸了摸旁边的床铺，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有一个人形的凹痕，但已经凉了。她坐起来，披上外套，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走到客厅。
客厅里没人。
台灯还亮着，桌上放着一杯水，水杯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她拿起来，上面是林默涵的字迹，钢笔字，工整但潦草，像是写得很急：
“出门办事，中午回。别等我吃饭。”
陈明月把纸条折好，塞进袖口里。她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外面的雨已经小了，但还没停，巷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对面那栋楼的二楼，窗户开着，一个女人在晾衣服，动作很慢，像是还没睡醒。
一切都很正常。
但陈明月知道，不正常的事已经发生了。
因为林默涵从来不写纸条。他出门办事，从来都是当面跟她说，或者根本不告诉她。写纸条，意味着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
她回到卧室，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把勃朗宁。和林默涵那把不一样，这把小一些，是比利时造的FN M1910，七发弹匣，握在手里刚好。她检查了一下保险，关上，把枪塞进床垫下面。
然后她开始梳头。
头发很长，到腰际，乌黑发亮。她每天都要花十分钟梳头，这是她从少女时代就养成的习惯。但今天她梳得很慢，每一梳都像是在数日子。
梳到第五十下的时候，她停了下来。
镜子里，她的眼睛有些红。不是哭的那种红，是一种……说不清的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眼睛里面烧。
她放下梳子，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绣花荷包，荷包里面是一块玉佩。玉佩不大，掌心大小，通体碧绿，上面雕着一朵莲花。这是她娘家的陪嫁，她妈说，这块玉传了四代了，每一代都传给家里的长女。
她把玉佩攥在手里，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然后她松开，把玉佩放回荷包，塞进枕头底下。
起床，洗脸，刷牙，换衣服。一件灰色的棉布旗袍，外面套一件藏青色的开衫，脚上一双黑布鞋。这身打扮在高雄的街头很普通，普通到没人会多看一眼。
她下楼，走到厨房，生火，煮粥。
粥是白米粥，加了一点红薯，是她老家闽南的做法。粥煮好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雨也停了。她盛了一碗，放在桌上，等林默涵回来。
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
但她会等。
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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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高雄港务局。
林默涵站在港务局大楼的走廊里，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包里装着一叠货物单据。他的脸上挂着笑，那种商场上标准的、不冷不热的笑。
“沈老板。”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让人去您那儿取不就行了？”
这是高雄港务局的业务科长，姓王，人送外号“王胖子”。此人贪财，好酒，但办事利索，只要钱到位，什么手续都能给你加急办。
“王科长。”林默涵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过去，“下个月的蔗糖出口配额，还请您多费心。这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王胖子接过信封，捏了捏厚度，脸上的笑容立刻真了几分：“沈老板客气了。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放心，配额的事包在我身上。”
林默涵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沈老板。”王胖子忽然叫住他。
林默涵停下来，回头。
王胖子的表情有些不太对，笑容还在，但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
“怎么了？”
“那个……”王胖子压低声音，“最近有人在打听您。不是普通的打听，是……那种打听。”
林默涵心里一紧，但脸上的表情没变：“什么人？”
“不知道。但我听说，是台北来的。”王胖子凑近了一些，声音更低，“沈老板，您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要真是的话，您跟我说，我虽然在港务局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在高雄这地面上，认识几个说得上话的人。”
林默涵笑了笑，拍了拍王胖子的肩膀：“王科长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就是正常的生意上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改天请您吃饭。”
他转身走了，脚步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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