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给老赵。信封很厚，沉甸甸的，封口用火漆封着，上面盖了一个印章——一只展翅的海燕。
“如果我出了事，这个东西，送到台北‘明星咖啡馆’，交给老板娘苏曼卿。”林默涵看着老赵的眼睛，“记住了，只能交给她本人。别人谁都不行。”
老赵接过信封，手在抖。
“沈老板——”
“别叫我沈老板。”林默涵打断他，“我姓林。林默涵。代号海燕。如果有一天你能回大陆，告诉那边的人，海燕没有叛变，海燕只是……没有完成任务。”
老赵的眼眶红了。
他攥着信封，指节发白。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只挤出两个字：“保重。”
林默涵打开门，走廊里一片漆黑。他听了一下，没有动静。拍了拍老赵的肩膀，没说话。
老赵走出去，脚步声在楼梯上渐渐远去，最后被雨声吞没。
林默涵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
他把那把勃朗宁握在手里，枪管抵着自己的太阳穴，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抚摸他的脸。
他没有扣扳机。
不是怕死。
是不能死。
情报还没传出去，他不能死。
林默涵站起来，走到阁楼的梯子前，爬上去，掀开天花板的暗格。暗格里是一台美国产的SST-1-E型发报机，巴掌大小，是他花了一年时间从黑市上淘来的零件自己组装的。他打开电源，戴上耳机，手指搭在电键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电波从高雄港上空掠过，穿过台湾海峡，飞向大陆的方向。
但他不是在发情报。
他是在发一个信号——三个字母，重复三遍。
SOS。
不是求救。
是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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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清晨，台北，军情局第三处。
魏正宏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文件上贴着张启明的照片。照片里的张启明穿着海军制服，领口系得严严实实，表情僵硬，像是在照相馆里被人按着脑袋拍的。
“开口了吗？”魏正宏问。
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少校，姓周，是审讯组组长。周少校的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表情不太好看。
“还没有。”周少校说，“他一直在哭，说自己是冤枉的，说只是收了点小钱帮忙打听消息，不知道是给共军的。”
“小钱？”魏正宏抬起头，看了周少校一眼，“多少？”
“他说三千块。”
“三千块新台币？”
“对。”
魏正宏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淡到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但周少校的后背已经开始冒汗了。他跟着魏正宏干了三年，知道这个笑容的意思——处长不高兴了，而且不是一般的不高兴。
“一个海军基地的文书，月薪八百块。”魏正宏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他收了三千块，帮人打听消息。你觉得，他打听的是什么样的消息，能值三千块？”
周少校没说话。
“再去审。”魏正宏站起来，走到窗边，“别跟他耗时间了。他那个妈不是在医院吗？告诉他，他要是再不开口，他妈明天就转院。转到哪里去，我说了算。”
周少校犹豫了一下：“处长，这……不合规矩吧？”
魏正宏转过身，看着周少校。
那双眼睛不大，但亮，亮得像是能看穿人的皮肉，直接看到骨头里去。周少校被他看得低下头，不敢对视。
“规矩。”魏正宏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像是在嚼一颗没味道的花生，“少校，你知道什么叫规矩吗？规矩是赢家定的。我们现在不是在打官司，我们是在打仗。打赢了，你说的话就是规矩。打输了——”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周少校敬了个礼，转身出去了。
魏正宏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台北的清晨总是这样，雾气重，能见度低，远处的中山楼在雾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他回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是一叠照片，都是昨天下午拍的。照片上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三十出头，西装革履，在高雄商会的欢迎晚宴上和别人谈笑风生。
沈墨。
墨海贸易行总经理，祖籍福建晋江，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毕业，两年前来台经营蔗糖出口生意。
太完美了。
魏正宏把照片一张一张地摆在桌面上，像是在摆一副扑克牌。每张照片里，沈墨都在笑。对市长笑，对港务处处长笑，对商会会长笑，对端盘子的服务生也笑。
这种笑，魏正宏见过。
十年前，他在南京抓捕过一个中共地下党员，那人被抓的时候也在笑。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一种……看透了生死之后的笑。那种笑容让他失眠了整整一个星期。
他拿起最下面那张照片，翻过来。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是他在高雄的线人写的：“此人曾在码头与一可疑男子交谈，男子身份待查。”
可疑男子。
魏正宏把照片放下，拿起桌上的电话，摇了几圈，对着话筒说：“给我接高雄站。找老侯。”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刺耳的电流声，然后是接线生机械的声音。等了大概两分钟，一个沙哑的男声响起：“喂？”
“老侯，是我。”
“处长。”对面的声音立刻恭敬了起来，“您有什么指示？”
“昨天说的那个事，查得怎么样了？”
“查了。沈墨的贸易行，注册资金两万美金，来源是香港一家离岸公司。我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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