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家峻回到办公室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走廊里的灯关了大半，只剩他这一间还亮着。窗外的沪杭新城霓虹闪烁，远处有几栋在建的楼盘，塔吊上挂着红色的警示灯，一明一灭，像一群悬在半空中抽烟的人。
他把公文包搁在桌上，没开空调，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夜风灌进来，裹着秋桂的甜和汽车尾气的涩，混成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常军仁发的那条消息他看了不下二十遍。
解宝华打了三个电话。一个打给省里，一个打给律师，一个打给花絮倩。
前两个好理解。出了事找靠山，找退路，这是官场里写进骨头里的本能。但第三个——打给花絮倩——他想不通。一个市委秘书长，出了事不找组织、不找家人，找一个开酒店的年轻女人。
花絮倩。云顶阁。那个他从第一次踏进去就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他记得第一次去云顶阁的情景。那天是韦伯仁带他去的，说是给他接风。酒店开在新城和老城交界处，门脸不大，装潢说不上豪华，但有一种说不出的讲究。门口没有迎宾，没有招牌菜的水牌，停车场里却停着一溜儿好车，车牌号他扫了一眼，有那么两三个，是他之前在省里开会时见过的。
那天花絮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旗袍，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插一根素银簪子。她亲自端茶进来，倒茶的手很稳，壶嘴离杯沿三寸，水流不断不溅。她倒完茶，看了买家峻一眼，笑了。
“买书记，欢迎。”
当时他只当是客套。后来回想起来，那声“欢迎”里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不是讨好，不是敷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认得你，但你不认得我”。
后来他又去过云顶阁几次。有公事，有私下的暗访。每一次去，花絮倩都在。有时候她在柜台后面翻账本，有时候她坐在角落里喝茶，有时候她在二楼走廊上站着，手肘撑在栏杆上，像看风景，又像在等什么人。
她从来不跟他多说话。偶尔目光碰上了，她就笑一笑，移开。但他每次离开云顶阁的时候，手机上都会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短信很简单，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只有几个字——“慢走”，“下雨了带伞”，“别走西门”。
他查过那个号码。是个不记名的号，用三个月就换一次，每次换完号，第一条短信还是发给他。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花絮倩不简单。但他不知道她在这场局里，到底站在哪一边。
手机又震了一下。
是常军仁发来的第二条消息：“老买，今晚别回宿舍。去你家，有人在楼下蹲你。”
买家峻盯着屏幕看了三秒，回了一个字：“谁？”
“杨树鹏的人。我刚从线人那里拿到的消息。他们有三个人，开一辆套牌面包车，停在你宿舍楼下的巷子里。目标是你。”
买家峻把手机攥在手里，指节咯噔响了一下。他不怕这些。在来沪杭新城之前，他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快——常军仁的名单才交到他手里不到三十个小时，解宝华的电话才打出去不到十二个小时，刀子就已经架到巷子里了。
“我知道了。”他回了四个字。
“你去哪儿？我让人接你。”
“不用。我有地方去。”
他放下手机，站起来，走到窗边。新城大道上的车流稀疏了，路灯把柏油路面照得发白。他往楼下看，院子里的停车位空着大半，他的车停在最角落，车顶上落了几片梧桐叶。
他不能回宿舍。不能回家——他老婆孩子还在省城，要是杨树鹏的人摸到他家去，后果不堪设想。他也不能去市委招待所，那里太扎眼，登记身份证就等于告诉所有人他在哪儿。
他想到了云顶阁。
花絮倩。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一个正在被调查的女人，一个跟解宝华通过电话的女人，一个开着灰色酒店的年轻女人——他现在去找她，等于把命交到一个立场不明的人手里。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有些事情，算来算去算不清楚的时候，不如不算。
他关了灯，锁了办公室的门，从消防通道下了楼。凌晨一点的街道上几乎没人，一个烧烤摊正在收摊，老板把炭火浇灭，白烟腾起来，在路灯底下像一团鬼影。他穿过两条巷子，在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买了包烟和一瓶水，然后站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
“老城，云顶阁。”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踩了油门。
云顶阁的灯还亮着。酒店门前的停车场里只有两辆车，一辆是花絮倩的白色奥迪，另一辆是一台外地牌照的黑色别克，车窗贴着深色膜，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
买家峻推开玻璃门走进去。前台没人，大堂的灯调得很暗，沙发区有个男人歪着头在打瞌睡，面前的烟灰缸里堆着七八个烟头。
“买书记。”花絮倩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他转过身。她从二楼的楼梯上走下来，还穿着白天的衣服，一件米色风衣，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头发散开了，披在肩上。她手里端着一杯茶，还冒着热气。
“这么晚了，住店？”她走到他面前，歪着头看他，嘴角有一点笑，“还是——”她顿了顿，“没地方去了？”
买家峻没回答。他看着她的眼睛，想从那里面找到什么。但她的眼睛很干净，干净到什么都藏不住，也什么都看不出来。
“解宝华给你打过电话。”他说。
她的笑容没有变。“打了。”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让我收拾东西，走。”花絮倩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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