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贺知舟去医院传达室拿快递。
他在急诊科订了一箱速溶咖啡，王涛帮他签收的，但放在了传达室没拿。
传达室的老吴坐在窗户后面，桌上堆着一摞包裹和信件。
“贺医生，你的快递在右边那一堆里，自己找。”
贺知舟翻了两下，把那箱速溶咖啡拎出来。
他要走的时候，老吴在后面喊了一声。
“等一下，还有你一封信。”
贺知舟转过身。
老吴从桌上一堆信里翻出一个信封递过来。
深蓝色的信封，国际邮件，上面贴着好几张花花绿绿的邮票。
贺知舟接过来，看了一眼邮戳。
柏林。
他拿着信封站在传达室门口，没动。
老吴在里面抬头瞄了他一眼。
“贺医生，国外寄来的？”
“嗯。”
“你在国外有朋友？”
贺知舟把信封翻过来，背面没有寄件人地址，没有名字。
“认识的人。”他说。
他夹着速溶咖啡的箱子，拿着信封，走回急诊科。
值班室里没人，王涛去抢救室了。
贺知舟把咖啡箱子放在地上，坐在行军床边，拆开信封。
里面有一张照片和一张白色的纸，纸上手写了一行字。
照片是一栋建筑的外景，灰白色的外墙，正面有一排长窗，窗框是深绿色的，楼前的草地修剪得很整齐，草地边上有一棵老椴树。
贺知舟认得这栋楼。
Charité医院外科中心，柏林。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没有标注。
他又看那张纸。
字迹用的是蓝色墨水钢笔，笔画有力但不张扬，写的是中文：你的办公室还在，植物我帮你浇着。
贺知舟拿着那张纸，坐了很久。
走廊里有护士经过，脚步声远了又近了，近了又远了。
他把照片拿起来，凑近了看。
照片拍的角度是从楼对面的街道，能看到二楼从左数第三扇窗户。
窗台上有一个绿色的影子。
文竹。
他师父送的那盆文竹。
他离开的时候那盆文竹已经开始黄叶了，窗台上积了一层灰，他走得急，什么都没带，电脑里的资料格式化了，抽屉里的东西清空了，只有那盆文竹他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留在了窗台上。
三年了。
有人一直在替他浇水。
值班室的门被推开了，王涛探进半个脑袋。
“贺哥，抢救室来了个酒精中毒的，你来不来？”
贺知舟把照片和纸张塞回信封，放在枕头底下。
“什么程度？”
“喝了一斤半白酒，呕吐，意识模糊。”
“洗胃了吗？”
“正在准备。”
“纳洛酮推了没有？”
“推了零点四毫克。”
“先观察十分钟，不清醒就再追加零点四。”贺知舟说，“胃管插了没有？”
“插了，正在引流胃内容物。”
“行，你盯着，有变化叫我。”
王涛的脑袋缩回去了，门带上了。
贺知舟坐在床边，手搭在枕头上，指尖碰到了信封的边角。
他没有再拿出来看。
过了十几分钟，他站起来，走到床头柜前，拉开最底下那层抽屉。
抽屉里已经有四个信封了，颜色不同，大小不一，但规格都差不多，全是国际邮件。
最早的一封邮戳日期是一年前，第二封是九个月前，第三封是半年前，第四封是三个月前。
现在是第五封。
每封信里都只有一张照片和一两行字。
第一封的照片是Charité外科中心的走廊，字写着：走廊重新粉刷了，你以前嫌的那个颜色换掉了。
第二封是柏林动物园的大门，字写着：园里新来了一对熊猫，你以前说想去看的。
第三封是一家越南粉店的门头，字写着：你常去的那家粉店换了厨师，味道不如以前了。
第四封是施普雷河边的一张长椅，字写着：河边的椅子还在，油漆剥了，没人补。
贺知舟把第五封信放进去，和前面四封摞在一起。
五个信封，整整齐齐。
他看了两秒，关上抽屉。
信从来没有署名。
但他知道是谁寄的。
整个柏林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喜欢吃越南粉，知道他嫌走廊颜色难看，知道他窗台上有一盆文竹。
他从来没有回过信。
不是不想回。
是回了信就会有回信的地址，有了地址就会有痕迹，有了痕迹就会有人顺着这根线摸过来。
他不能让这根线连上。
不是为了自己。
手机响了，王涛的电话。
“贺哥，酒精中毒那个清醒了，吐了一地，护士喊你过去签医嘱。”
“来了。”
贺知舟把抽屉推严实，站起来，推开值班室的门。
走廊里的灯白亮亮的，消毒水的气味淡淡的，远处抢救室传来护士的说话声和推车的轮子声。
他往抢救室走。
走了两步，停了一下。
他回头看了一眼值班室紧闭的门。
门后面，抽屉最底层，五封没有回信的信安安静静待着。
三年了，每三个月一封，从没断过。
寄信的人从不催促，从不追问，从不要求他做任何事。
只是告诉他，柏林的一切都还在。
他的办公室还在，他的植物有人照看，他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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