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步都不能踩，回来一次就是给人递刀子。他更知道那句“我想过来“不是客套——正因为它不是客套，他才更不能让她来。
他在“陈嘉荞“那一行后面也没有划横，写了一行小字：
她过不来，我出不去。
写完他看了一眼。这两行字并排搁在纸上，像一根被两头拉住的线。
元旦前两天，母亲来了广州。
这是她一辈子第一次出远门。她背着一个装过尿素的编织袋，里面塞着两件旧棉衣、一双布鞋，还有一包晒干的花生——父亲让她带的，说“城里买的没有这个味“。
她在窗口排了一个多钟头。衣服要棉的、不能带绳带，东西不能有金属。她把两件棉衣的拉链和扣子摸了一遍，摸完有点慌：
“那这双鞋呢。“
“鞋可以。“
“花生呢。“
“不行。“
她就站在窗口那儿，把花生一把一把塞回袋子。塞到最后剩一小把，攥在手里攥了很久，放进自己的口袋。
按规矩她见不到人。她从窗口挪到旁边，正好碰上周律师，拉住他问了两句：
“我是他妈妈。他在里头吃饭吃得下吗。“
“你跟他说，家里的药够，别老是挂着家里。“
周律师后来回到会见室，隔着那张长桌，把这两句话念给他听。他还说了一件别的事：她想做保证人，可保证人要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还要跟这个案子没有牵连——她在老家、没有固定收入，办不了。她听完眼圈红了，问了一句“是不是有钱就能办“。
那天梁博把能想到的名字在脑子里又排了一遍，排完摇了摇头。
那三页纸上剩下的十一个名字，他一个都报不出口。
隔了两天，周律师带来一句话：
“有人愿意做你的保证人。“
那个人是老陆。他带着身份证、厂房租赁合同的复印件、一张社区证明和一本存折过来，材料齐全；保证书要在办案机关当面签，周律师陪他去了一趟，当场交了。
“他问过什么没有。“梁博问。
“问了一句你欠不欠人钱。我说你债早就清了。“周律师翻了一页，“他听完就签了，只问了一句'要签哪里'。“
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铁门开了。
天阴着，风不大，冷得往骨头里钻。他把东西领回来：皮带、鞋带、一串钥匙、公交卡、三十几块零钱，还有那部手机。系鞋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手有点抖，蹲下去系了两次才系紧。
他走出大门，一眼看见母亲——左边那根电线杆下面，旧棉衣，手里拎着那个编织袋。她没有跑过来，也没有喊，只往前迈了两步，然后站住，两只手在袋子上抓得很紧。
他走过去，叫了一声：“妈。“
母亲抬起手，在他胳膊上拍了两下，力气很轻。
“瘦了。“她说，“回家吧，先回去吃点东西。“
墙根底下有人叫了他一声。是老陆，旧工装，背有点佝偻，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不知在墙边站了多久。
“陆师傅。“
“我不是来接你的。“老陆说，“我担保不了你没做过的事。做过的事，你自己认。“他顿了一下，“我担保你两条：一，你不会跑；二，出来以后你肯蹲下去干活。“
“我认你这双手。“老陆把目光落在他两只手上，“你手上有活儿。“
说完他就走了，肩膀一高一低，一会儿就拐出了那条巷子。
那天晚上，公寓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把手机充上电。一个多月没开过机的东西，一亮起来就弹出一堆过期的短信。他没有看，先把那三页纸摊在桌上。
三十七个名字，划掉二十六个，剩下的十一个他还没来得及动。那十一行里，有两行后面各留着一句他自己写的话。
他把通讯录翻出来，把律师没打通的那几个名字，一个一个拨过去。
第一个是老客户，做建材的。电话通了，那头很吵，像在工地上。“梁师傅？“那人愣了一下，“哎呀……我现在不方便说话啊，回头、回头我打给你。“
当然后面没有再回头。
第二个是当年替他跑过件的修配行同行。那人听出是他，先叹了口气：“你那事我听说了。你自己……你先忙。“
电话挂得很快。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有一个说得最长，也说得最客气：“梁师傅，我这边有五千块，你要是不嫌少，我先转给你。别的我帮不上——你也别再打过来了，我这边人杂。“
“不用了。“梁博说，“谢谢。“
他挂了电话，看着屏幕上那一列名字。
他在广州跑了两年多，赢过东望洋，改过几十台车，跟人喝过通宵的酒，替人垫过钱，替人挡过事。他一直以为这些就是“关系“——关系跟钱一样，是可以存起来的，用的时候取出来。
今天他才知道，这一栏不是存款，是流水。
他还是拨了郑若彤的号码。
响了三声，她接了。
“梁博。“她说。
就这两个字。这一年里她第一次没叫他博哥。他听出来了，什么都没说。
她问他住哪儿、吃饭没有、身体怎么样，一样一样问完，忽然静了一下。他说：“你有事就说。“
她说她公司在做那个项目，天天加班到十一点；她说她妈前段时间问过她一句话，问“你那个朋友的事是不是很大“；她说她不知道怎么答。
梁博坐在那张旧沙发上，听完，说了四个字：
“我知道了。“
那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不是不等你。“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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