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楼的人是下午来的。
一共两个。前面一个是女人，五十来岁，头发在脑后盘着，穿一件深灰色的外套，袖口挽起来一截。她左手拎着一个硬壳本，本子边上别着两支笔，一支红的，一支蓝的。
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姑娘，抱着一摞纸。
她们从一号楼大门进来的时候，一层大厅里站着几十个人。
那几十个人自动让开了一条道。
不是被谁喝的，也没有人喊。就是前面的人往两边挪了半步，后面的人跟着挪，让出一条一米宽的路，从大门一直通到楼梯口。
陈九斤站在墙边。
他看见有个人在她走过去以后，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蔡三平从楼上下来。
他下来得比平时快，走到楼梯最后三级的时候放慢了。
“梅姐。”
“三平。”
女人没有停下来，一边往前走一边说：“人呢。”
“都在这儿。”蔡三平说，“您那张单子上的三个，我叫齐了。”
他从裤兜里摸出那张折了两折的纸，展开，递过去。
梅姐没有接。
她把硬壳本换到右手，抬起左手，往那张纸上按了一下——就是按了一下，把它按回蔡三平的手里。
“我自己看。”她说。
蔡三平脸上的表情松了一下。
那一下松是因为她没接纸，说明她不打算跟他计较这张纸是怎么来的。
紧接着他的脸又紧了。
因为梅姐已经往人堆里走了。
她走得不快。她走过一层大厅，从东头走到西头，一边走一边看人。
她不是随便看。她看的是手。
看见一个人，她的目光先落在那个人垂在身侧的手上，看两秒，再抬起来看脸。
看完就往下走。
有几个人被她看过以后，下意识把手往身后藏。
陈九斤跟着她的目光走了一遍。
她看手，不是看有没有力气。
手上有茧的，做过力气活，坐得住。手指细长、指甲干净的，在外头大概是坐办公室的，这种人心思重、容易熬不住。指关节红肿的，是这两个月刚被打过的。虎口发黑的，抽烟凶，凶到手都熏黄了的，晚上睡不着。
一双手能说的东西，比一张脸多。
脸会装。手不会。
他这三年在电话里没有手可看，只能听。听语速、听停顿、听对方翻东西的声音。
原理是一样的：找那个人管不住的地方。
他看着那个女人从东头走到西头，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这是他进这个园区二十五天以来，第一次遇到一个跟他用同一套办法的人。
她走了大概三分钟，走完站住了。
“三个。”她说。
她抬起手，指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站在窗边的一个中年人，那人手上有厚茧，虎口发黑。
第二个是一个瘦高的年轻人，陈九斤认识，那人在机房干了半年，据说打字很快。
第三个是陈九斤。
三个人往前走。
前面两个走得很慢，其中一个的手在抖，抖得他自己也知道，用另一只手按住了。
蔡三平站在楼梯口。
他手里那张纸还展开着。
纸上三个编号，三零七六、三零七九、三零七八。
梅姐点的三个人里，只有最后一个对上。
高凯没有被点。练志刚也没有。
蔡三平把那张纸慢慢折了起来。
折的时候他脸上没有表情。
梅姐把硬壳本翻开，用蓝笔在上面写了两笔。
“你们三个，”她说，“我问一句话，答完了我告诉你们去不去。”
她先问那个手上有茧的。
“你以前做什么的。”
“瓦工。”
“砌一堵墙，一米宽两米高，要多少块砖。”
那人愣住了。
他张了张嘴，开始掰手指。掰到一半他放弃了。
“得看多厚。”他说。
梅姐点了点头。
“行。”她说，“你留下。”
她在本子上写了一笔。
第二个，那个瘦高年轻人。
“你在机房打字快。”
“还行。”
“一分钟多少字。”
“一百二三吧。”
“上个月你打了多少通电话。”
“……不记得了。”
“大概。”
“两三百？”
梅姐没有写字。
她把蓝笔在本子边上敲了一下。
“你留下。”她说。
第三个是陈九斤。
她走到他跟前，站住了。
她比陈九斤矮半个头，抬起眼睛看他的时候，眼皮是往上翻的。
“你叫什么。”
“陈九斤。”
“不是编号？”
“三零七八。”
梅姐笑了一下。
那一下笑很浅，笑完就没了。
“三平说你记性好。”她说，“记性好的人我见过不少。我问你另外一样。”
“您问。”
“你算得清吗。”
陈九斤没有立刻答。
他站在那儿，把这个问题掂了两秒。
“三哥。”他转头，“这个月的表，我能不能报一遍。”
蔡三平在楼梯口，没有说话。
他抬了下下巴。
陈九斤转回来。
“一号楼一层，这个月到今天为止，十九天。”他说。
“成单一百四十七笔。总数三百九十一万六千。”
大厅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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