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在楼门口。
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桌上一台旧笔记本电脑，屏幕合着。坐着两个人。左边那个记，右边那个收。
收的是身上还剩下的东西。皮带、打火机、指甲刀、钥匙。有个人从袜筒里摸出两百块钱，摊在桌上，摊得很平。
“不用摊。”收东西的人说，“扔筐里。”
队伍往前挪。
轮到陈九斤，记的那个人头也不抬。
“姓名。”
“陈九斤。”
“哪个九斤。”
“九斤二两的九斤。”
那人写了。写完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
“年龄。”
“二十五。”
“家里几口人。”
“三口。爸走了，妈在家，还有个妹妹。”
“有没有人知道你来这儿。”
陈九斤听见自己回答得很快。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我出来那天跟家里说去广东。”
记的那个人在纸上画了一个圈。他画得很随意，圈画在“陈九斤”三个字后面，圈完就翻了一页。
陈九斤看见那一页上，别人的名字后面也有圈。有的圈，有的不圈。他往前数了数，二十三个名字里，画圈的有十七个。
“下一个。”
他往边上让开。
让开之前他又看了一眼那一页。
画圈的十七个人里，有一个是刚才在空地上说“我欠了赌债，二十六万”的那个。没画圈的六个里，有一个是被打得跪下的那个学计算机的年轻人——他登记的时候说他妈在等他回去过生日。
陈九斤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了两秒。
他不知道那个圈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登记的人问的最后一句是“有没有人知道你来这儿”，而画不画圈，就在那一句之后。
让开的时候他手心是湿的。昨天夜里他把通讯录一条一条删掉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在给今天这个问题准备答案。
现在他知道了。
“没有”这两个字，是他昨天夜里替自己挣来的。
登记桌旁边站着一个女人，本地人的样子，三十来岁，抱着一只塑料箱。箱子里是塑料工牌，一沓一沓用皮筋捆着。她不发，也不说话，就抱着。
排在陈九斤前面那个人登记完，转过身问她：“姐，什么时候能走啊？”
女人头也不抬。
“问墙。”她说。
那人愣了。
女人抱着箱子往旁边挪了半步，把路让开。
陈九斤转过头，看向那面墙。
天已经大亮。那行白漆字刷在铁门左边的水泥墙上，一共十一个字。
业绩满四百万，可以赎身。
他站在那儿读了一遍。
读完他又读了一遍。
第二遍他是从后往前读的。他这三年干催收，有个习惯：一份还款协议拿到手，先从最后一行往上看。最后一行往往是最要紧的，写协议的人都把要紧的往后放。
从后往前读，这句话是这样的：身赎以可，万百四满绩业。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他往前走了两步，蹲下来，看墙根。
墙根有几道漆流下来的痕迹，凝住了，硬的。他用指甲抠了一下最长的那一道。漆下面还是漆——底下有一层更旧的白，比上面这层黄。
刷过两遍。
至少两遍。
“看什么呢。”
有人从后面走过来。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硬皮账本，穿的衣服比外面这些人干净。他不是打手，也不是新来的。
陈九斤站起来。
“我看这字。”
“这字好啊。”那人说，“这字是三哥刷的，一年补一回。”
陈九斤没有接话。
他往楼里那间开着窗的屋子看了一眼。屋里有两个人在说话，隔着一层纱窗，听得见声音听不清字。他站在窗外三米，安安静静站了大概十秒。
什么都没有。
他挪到窗户斜对着的角度，又站了几秒。
还是什么都没有。
他把这件事在心里放好。昨天夜里两次，今天早上一次，都是有人站在他跟前，对着他说话。隔着一层纱窗不行。隔着三米也不行。
得当面。
得是对着他说的。
他转回身，对那个夹账本的人开了口。
催收有个笨办法，他用了三年：要问一句真的，先问三句假的。
三句假的得是对方答得上来、答起来还有点得意的。人一连答顺了三句，第四句就不容易在嘴上打弯。
“大哥，”他说，“这楼几层？”
“三层。”
“一层住多少人？”
“一百三四吧，满的时候一百五。”
“您在这边几年了？”
那人抬了下下巴：“四年零两个月。第一批。”
答到第三句的时候，他把胳膊底下那个账本换了个夹法，夹得松了些。
“那我再问一句。”陈九斤说，“满四百万走的，最近一个是什么时候走的？”
那人笑了一下，笑得很痛快。
“上个月刚走一个。三号楼的，姓黄，四十来岁，干了两年多。走那天还请我们吃了一顿。”
他答得很顺，细节也全：时间、楼、姓、年纪、干了多久，最后还有一顿饭。
陈九斤的耳朵嗡了一下。
【赎完的都埋在后山。】
那人还在往下说，说那顿饭吃的是什么。陈九斤没有听见后半句。
他脸上什么都没变。他点了点头，说：“那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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