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高三。”
那个女生坐在折叠桌最靠里的那一张后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她面前摊着三本作业本，是贾师傅上午从那一摞里抽出来的。
“我高二。”她说，“五中，高二（4）班。凌小雨。”
“那就对了。”温良把书包放在桌上，“十九个人里头，我今天只让老贾打了一个电话。打给你，是因为你不考试。”
“那十八个呢。”
“再等三天。”温良拉开椅子坐下，“他们后天进考场。这三天我谁也不找。”
凌小雨看着他。
“老师，我不明白您找我干什么。”
“我昨天晚上翻了四百三十七本旧作业本。”温良说，“翻出来十九本，你的在里头。我现在要当着你的面看一遍我翻得对不对。”
“看什么。”
“看你的字。”
他把那三本按日期摆开。第一本是前年的，第二本去年上半年，第三本去年冬天。他翻到第三本中间那两页，把两页并拢，又把第二本翻到最后一页放在旁边。
“这儿。”他用手指点着，“你这一处断得很干净。前头一页，后头一页，中间隔了六天。”
凌小雨探过身来看。
“去年十一月十几号。”温良说，“你自己知道这一处吗。”
“知道。”
“你说说。”
“我们班主任说我握笔握得太低。”凌小雨说，“他让我往上挪两指。我挪了一个礼拜挪不回来，写的字全散。第二个礼拜才顺过来。”
贾师傅在旁边把暖水瓶放到地上。
温良没有说话。他把那三本本子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翻得比刚才慢。
“往上挪两指。”他说。
“我们班有六个人一块挪的。”凌小雨说，“他那学期抓这个。”
温良把本子合上，推回去。
“你不是我要找的那种。”
“我知道我不是。”
贾师傅在旁边开口了。
“你昨天翻了一夜。”他说，“翻出来第一个你就翻错了。”
“对。”
“那十九个里头——”
“可能十八个都是这样。”温良说，“一个换了握笔的姿势，一个换了老师，一个他妈住院了，一个搬了家。这些我在纸上全看不见。我在纸上只看得见字变了。”
“那你昨天那一夜。”
“那一夜我知道了这条路只能走到这儿。”温良说，“再往下走就得见人。见人得等他们考完。”
凌小雨把三本本子拢起来，塞进书包，拉链拉上，站起来把书包背上去。
她背到一半停住了。
温良的书包敞着口，放在桌角。里头露出半截笔杆，红的。
“老师。”
“嗯。”
“您那支笔。”
温良抬头。
凌小雨没有再往下说。她把已经背上的书包又卸下来，放在桌上，拉开最里头那一层的拉链，从里头拿出一个东西。
一个铁的文具盒，很旧，掉漆掉得只剩边上一圈绿。她把盒盖掀开，里头垫着一块布，布上躺着一支笔。
红的。
贾师傅往后退了半步。
温良没有伸手去拿。他先坐直了，两只手放在桌上，看了三秒。
“你怎么认出来的。”他说，“我那支就露了半截笔杆。红笔满大街都是，文具店里一块五一支。”
“我爸那支我看了三年。”凌小雨说。
“看了三年也是红的。”
“红的多。”她说，“可这个红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凌小雨伸出一根手指，隔着空气在他书包那半截笔杆上比了一下。
“不亮。”她说，“别的红笔杆子在灯底下有一层光，跟着人转。这个没有。这个搁在哪儿都是一个色。”
温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那支。
“老贾，你这儿有尺吗。”
“有。教具尺，三十厘米的。”
“钢的还是塑料的。”
“钢的。”
“拿过来。”温良说，“再把你的老花镜给我。”
贾师傅去白板底下那个抽屉里翻尺子。翻的时候他背对着桌子，翻了比平常长的工夫。他把尺子放在桌上，然后摘下老花镜，两只手捏着腿递过来。他自己往后又站了半步。
“我不碰它。”
“我知道。”温良说，“您站着看就行。”
他从自己书包里把那支笔抽出来，放在凌小雨那支旁边。两支并排，隔一指宽。
从这个距离看，它们一模一样。
“凌小雨。”温良说。
“在。”
“我现在要说三样东西。说完再量。三样要是全中，你这支跟我在土里挖出来的那四十二支就是同一批。三样里头要是有一样不中——”
他停了一下。
“那就是我认错了。今天这一趟白跑，你带着你的笔回家。”
凌小雨看着他。
“为什么要先说。”
“因为量完了再说，谁都能说得准。”温良说，“先说的那个才作数。”
贾师傅站在两步开外，没有出声。
“第一样，你这支比我这支短两毫米。”温良说，“第二样，笔杆上那行厂名，我这支是印上去的，你这支是压进去的。第三样，笔尾的编号，我这支六位，你这支四位。”
他把手放下。
“老师。”凌小雨说。
“嗯。”
“您刚才说，我那三本本子上只有一处断口，定不了我。”
“我说过。”
“那一支笔怎么就能定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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