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邸门外，夜风一吹，他忽然打了个寒颤。
门外停着一辆军用卡车，何应青已经被几个宪兵按着坐上了后车厢。借着门廊灯，钱大钧看清了他手腕上那副明晃晃的金属手铐。
那个曾经在南京城里呼风唤雨的何部长，就这么被押上了卡车。
钱大钧在风里站了十来秒。他忽然觉得有些怕。
他知道，这一次何应青是真的完了。
若说从前，常周泰留着何应青，多少还有几分制衡手下各方势力的意思——军政部那一大摊子，换谁来都不如他顺手。
可今天这一摔，摔的不是一只茶杯，是这些年积攒下来的旧账新账，一次全翻了。
何应青就什么都不是了。
他想起自己这些年在南京城内小心翼翼，从不踩线，从不让自己站错位置。可何应青的今天，谁能保证不是自己的明天？
当夜，押送何应青的车一路开到了城北的军用机场。
一架运输机已经发动了，螺旋桨卷起的风把跑道边的枯草吹得伏倒一片。何应青被押上飞机时回头看了一眼，南京城的灯火在舷窗外渐渐缩小，最后变成黑沉沉大地上的一小片光斑。
他想起许多年前，他第一次进南京城时，那时他以为，这座城市永远有他的一席之地。
飞机在云层里颠簸了一夜，天亮时分降落在武汉。
汉口方面早在夜里就接到了南京的密电，电文只有一行字：要犯一名，随军机押送抵汉，即派员至机场接押，不得有误。
保密起见，连姓名都没有写。特务处派去接机的几名特务，天不亮就赶到了机场，把汽车停在跑道边，蹲在车里抽烟。
几个人猜了一路：什么要犯，值得连夜动军机？是抓了通敌的师长，还是哪个吃里扒外的政客？
飞机停稳，舱门打开。
从飞机上走下来的那个人，穿着深灰色中山装，没戴帽子，头发有些乱，双手背在后面。
几名特务揉了揉眼睛，谁都不敢相信：那张脸，没人不认识。
报纸上经常出现的大名鼎鼎的何部长！
那是军政部部长啊。
特务们慌忙立正敬礼，敬到一半，又觉得哪里不对，讪讪地把手放了下来。
何应青的目光从他们脸上一一扫过，那眼神里只有一种说不出的空洞。
他没有说话，弯腰上了车。
当晚，几个接机的特务在住处凑了一桌，就着几碟卤菜喝酒。话头不知怎么，又绕回到白天机场那一幕。
一个年纪大些的摇了摇头："我当是什么要犯，闹了半天是何部长。这差事办得，我心里直发毛。"
"可不是。"另一个呷了口酒，"何部长在南京城里跺跺脚，半个军委会都要晃三晃的人物。现在倒好，手铐押着，飞机运着，跟押解犯人一个样。"
"那何部长这一回，算是彻底完了？"
年纪大些的把酒杯往桌上一顿，长叹一声："彻底完了。到了武汉，说是待命，跟软禁有什么两样？军政部长的位子悬在那里，没人敢坐，也没人敢问。他何应青当年在军政部里说一不二，多少师长旅长排着队见他一面都难。如今呢？怕是连门都出不去喽。"
满屋子一时无话。
窗外下起小雨来，雨点打在窗户上，像有人在远处轻轻敲。
而就在同一片雨夜里，江边一栋小楼二楼的房间里，何应青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房间是临时腾出来软禁他用的，陈设简单，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
窗帘拉着，只从缝里漏进一点街灯的光。他就那么坐着，双手搭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楼下的两个特务换了两班岗，房间里始终没有动静。
深夜时分，黑暗中忽然传出一声压抑的呜咽。
先是一声，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
最后，那个在南京城里叱咤风云半辈子的何部长，终于撑不住了，把脸埋进两只手掌里，失声痛哭起来。
哭声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又像是不敢让这座陌生的城市听见。
他哭自己的仕途，哭常周泰最后那番话里的每一句旧账，哭自己机关算尽，到头来输得连一件体面的衣服都没带走。
楼下的特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有上楼。
这一夜，何应青的哭声混着雨声，在江风里飘散了。可"何部长被押送武汉"的消息，却像长着脚一样，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整个军界。
然而，就在何应青被押送武汉后的第二天，南京城里的局势却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倒台而停摆。
常周泰在当天上午主持召开了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
会议厅里坐得满满当当。
前一夜官邸里的变故，早已像风一样吹遍了半个南京，人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凝重。
有人低声交换着消息，说到一半又警觉地收住。
何应青的位子空着，那个空位在长桌中央显得格外刺眼，没有一个人往那上面坐。
常周泰进来的步子比往常慢一点，脸上的疲色藏不住，但眼神照旧锋利。他走到主席位前站定，扫了众人一眼，说："都坐。"
这次会议只议一件事：去向。
"南京的仗要打，但国家的摊子不能都压在南京。我命令：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正式定为战时陪都，成都列为第二备选方案。"
消息一出，整个军界震动。
与会的人个个都在心里开始重新盘算后路和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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