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站在官邸书房门口，手里捏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深吸了一口气，才抬手敲了敲门。
“进来。”
江总正在批阅军报。
台灯的光圈打在他的脸上，将法令纹衬得比平日更深了几分。
他没有抬头，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示意钱大钧有话就说。
钱大钧将报告轻轻放在桌角，斟酌着措辞开了口
“下面人送来的消息——城里现在人心浮动，出城往北边去的人潮从昨天起愈演愈烈。挹江门、中山门、中华门几条出城通道全挤满了车马，下关码头的秩序也近乎瘫痪。下面的人说，主要是有些高官的家眷在收拾行装，消息走漏了出去，百姓就跟风了。”
江总手里的笔停顿了一下子，然后继续批阅手里的文件，头也不抬地问了句
“哪些高官？”
钱大钧的后背微微出了汗。
他当然知道是哪些高官。
“恐怕……消息是从好几家同时传出来的，源头不好确定。”
他用了最稳妥的说法。
江总呼了口气，慢慢合上文件，摘下镜子搁在桌上，抬起头看着钱大钧。
“党国养了他们这么多年，他们就是这样报效的？敌军离南京还有几百里路，南京城还没听到炮声，这些勋贵就要弃城而逃了？”
他的声音忽然拔高，猛地抓起桌上那份报告往地上一摔，纸张哗啦一声散开，像一群受了惊的白鸽子扑棱棱地落在地毯上。
“国家费了多少粮饷养着他们，他们倒好，连与国共存亡的姿态都不肯做一做！传出去让天下人怎么看待我们？前线将士在太湖边上饿着肚子拼命，后方高官的太太们先把细软装了三卡车——这还是党国的首都吗！”
钱大钧站得笔直，大气不敢出。
早在消息刚从陆诚那里传来、其他高官还在会议室里争论要不要守南京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几个儿女就已经坐上了军需署的专车过了江，此刻正在等着转车去武汉。
他看着江总的脸色，心里忽然有些发虚，但他面上纹丝不动，只是微微欠了欠身，等他的怒气过去。
他心里其实也清楚得很——消息传出去是迟早的事情，把妻儿老小都送出去更是人之常情。
但是这也太过了吧，这不是明着说南京守不住了，大家赶紧跑吗？
这在国际社会上可是丢的他的脸啊。
德国人还想要调停，南京政府自己人都要跑！
“传我的命令。”
他的声音充满着怒意。
“即日起，南京所有长江渡口全部封锁，非持军政部特别通行证者一律禁止渡江。下关码头沿江所有大小船只全部由卫戍司令部统一接管，擅自开船北渡者以资敌罪论处。让宪兵部队配合卫戍司令部在挹江门、中山门、中华门设置检查站，严查所有出城车辆，无证车辆一律扣留。”
钱大钧飞快地记录着，笔尖在电报纸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他写到“严查所有出城车辆”时笔尖顿了一下，然后抬头看了一眼，欲言又止。
“现在，下关码头的渡轮运力有限，现在封锁的话，可能会加剧民众的恐慌。而且有些高官的家眷还没走完，他们恐怕会来找您……”
“让他们来找我。”
他立马被打断。
“我正想看看，都还有谁有脸来开这个口。”
命令下达之后的效果，远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宪兵部队在几个主要城门和码头拉起了警戒线，士兵们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沙袋工事后面，检查每一个试图出城的人和车辆。
下关码头上，原本挤得水泄不通的渡轮被宪兵接管，船票停售，码头上排了一整夜长队的人群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了好几个小时，等来的却是一纸冰冷的封江令。
哭声、骂声和宪兵的口令声混在一起，有人试图硬闯警戒线，被宪兵用枪托推了回来；
有人举着金条朝码头的港务员喊话，港务员指了指墙上那张“自寻出路”的字条——他自己都快变成一尊被钉在码头上的泥像了，哪还顾得上别人的出路。
然而封江令能拦得住普通百姓，却拦不住真正有权有势的人。
那些在颐和路和傅厚岗住了多年的家族，根基之深、人脉之广，远不是一道命令就能挡住的。
宪兵司令部的一个副参谋长，一个电话打到检查站，站岗的宪兵连长便默默让开了路，连通行证都没敢验。
有的人用了另一条路子——他们的管家直接找到了下关码头附近一处被军方征用的仓库，那间看似不起眼的旧仓库里竟然还藏着一条汽艇，连船带人都是去年军需署经手过的名目，账面上早就注销了，但船一直在。
汽艇在夜色掩护下悄无声息地靠了岸，载着几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妇人和十几个贴着封条的皮箱，突突的马达声被江风吹散在黑沉沉的江面上，消失在江北的夜色里。
这些消息在第二天上午就像回旋镖一样传遍了整个南京城。
米行的老板们把粮价又往上翻了一倍多，理由是“北边的粮运不过来”；
茶馆里的老茶客们一边骂着“狗日的大官”一边互相打听哪条巷子还有不走码头的私渡；
夫子庙一带甚至有大胆的船民在巷子深处摆起了黑市——专门替有钱人牵线搭桥，找那些还没被宪兵接管的小渔船和舢板，从下关往下游方向的黑码头偷渡。
偷渡的船费已经不是论大洋算的了。
一条最多只能坐十几个人的小渔船，上船费五块大洋起，遇到宪兵巡逻还要临时加价，不给就当场把人赶下船。包船更是一根小黄鱼。
在中山桥、三汊河一带的暗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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