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是九月十九日上午到的。
柏林使馆的译电员从机房里冲出来，手里攥着一份薄纸，脸色发白，差点在走廊里绊了一跤。他在门口刹住了脚步，喘着粗气把那张纸递给武官参事。
很快东北事变的消息就传遍了使馆。
陆诚是傍晚回到的使馆。
因为使馆的都知道陆诚算是大人物，是军方的新星。
所以武官参事专门等他回来把电报给他。
对他说
“咱们开个会。党国应该也会请求得到德国的支持，陆上校也参加一下会议吧。”
陆诚虽然刚从这个消息中缓过来，听了参事的话。也点了点头。
很快大使召开了德国使馆内部的会议。
“沈阳。昨夜。日军进攻北大营。”
窗外的柏林城照样过它的日子，电车叮叮当当地走，商店开门营业，人们拎着公文包走进写字楼，全然不知也无需知道万里之外一座叫沈阳的中国城市正在发生什么。
电报从大使的手里传出去，一个人看完递给下一个人，没有人说话。只有纸页翻动的声音和远处街道上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混在一起，像某种不和谐的交响。
“北大营驻军没抵抗。”
参事的声音发涩，像喉咙里塞了一块没咽下去的干馒头。“日军伤亡不大。”
真的有伤亡吗？
这个问题在每个人的心里产生。
但没有一个人问出来。
“不抵抗？”一个武官摔了手中的铅笔，笔从桌上弹起来蹦了两下滚到地上去了。“为什么不抵抗？东北军是干什么吃的？几十万人，枪都是烧火棍？”
没人回答。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不抵抗不是东北军自己决定的。
陆诚坐在椅子上脸色阴沉的吓人。
他想起济南，想起交涉署对面基督医院的墙根，日本兵抱着枪缩在沙袋后面，被他的人堵了整整一天。开战？反击？他在济南干过，打死二百多个日本兵，抓了三个俘虏绑上棉垫子在团部的院子里当着弟兄们的面一拳一拳地打，打到那个叫田中的日军士兵嘴角的血顺着下巴往下滴。
可以说他的部队是现在整个国家唯一杀过日本人的。
他的兵有的也被日本人杀害。
“我们的电报有没有提到沈阳城内其他区域的情况？”有人问。
参事摇了摇头。“电报很短，只说日军进攻北大营，其他区域情况不明。”
不明。这两个字比什么都可怕。因为不明意味着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意味着沈阳城里的百姓正在经历什么，没有人知道。
大使馆的人听说过济南的情况。那段时间在德国日本使馆的人处处挑衅。
有的人撇了撇陆诚。
这时候的人们不知道奉天是什么情况，济南的那一幕也许正在重演。陆诚在济南的时候蔡公时还活着，交涉署守住了，那个没见面的外交官被从日本人手里抢出来了。但沈阳呢？沈阳有谁去守？有谁去抢？
“我们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寻求德国人在国际上的支持。”
大使定了调子。
很快会议结束了。
陆诚回到房间。
“张学良。”他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他没见过张学良。但是后世张学良的照片，张学良的采访他都见过，文章演的少帅很好。但他张学良远没有文章演的有气魄。
他的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他和日本人有国仇家恨，就这么认了。
他手里攥着几十万条枪，东北军的装备在国内是独一份。空军有飞机，陆军有坦克，兵工厂能自己造枪炮弹药。
杨宇霆他敢毙，日本人他不敢打。杨宇霆是东北军的老人，跟了他父亲一辈子。他要整军经武，要削除老臣势力，要掌握权力，说毙就毙了。
毙杨宇霆的胆量拿去毙日本人，东北也丢不了那么快。
他的手攥紧了桌角，指节发白，太阳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地鼓着，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挣出来。
他知道不全是张学良一个人的错。常凯申的电报比他少帅府的戏票先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东北军不是他张学良一个人的东北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东北军。常凯申说不要抵抗，他张学良就不能让几十万人拿着枪去跟日本人拼命。
这个道理他懂。常凯申要安内，要先安内再攘外。安内安了几年？从南京安到南昌，从南昌安到武汉，从武汉安到长沙，从长沙安到南昌，兜兜转转，越安越多，日本人的野心越安越大。
济南的事常凯申扛不住了，他亲眼看着他发来的电报——从济南城里枪声响起来的那一刻起，从交涉署被日军包围的那一刻起，从蔡公时被困在楼里的那一刻起——从“忍辱负重”到“不许再打”，从“不许再打”到“你那个团撤出济南，绕道北上”，一字一句电文，他记得清清楚楚。
他打了，他救了蔡公时，他打死了二百多个日本兵。然后他撤了。绕道北上，继续北伐。常凯申说他理解。走之前跟他说委屈你了。
委屈？他有什么委屈可说的，济南城里平民的尸体，谁替他们委屈？
他松开桌角，直起腰。指节上留下几道深深的印痕，又红又白，许久才慢慢消褪。他走到床边坐下，看着窗外。
柏林的天空还是灰蒙蒙的，没有丝毫要放晴的意思。他坐了没一会儿，又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把一张白纸铺平，拿起笔，他开始想他能做什么。
军队的战斗力无疑是最重要的。
高素质的兵员、优良的装备、可靠的后勤、不会被掣肘的指挥。想要做到这一切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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