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桐观察了他整整十天，摸清了他的作息规律、送信的周期和路线、以及他和城东那家废品收购站交接时的暗号。
左手摸帽檐三次，表示“平安无事”；
左手摸帽檐五次，表示“有情况，暂停联络”。
第十一天傍晚，张瑞桐行动了。
他提前下班，换了一件深灰色的旧棉袄，沿着湘江边的巷子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绕到了城东废品收购站的后墙外。
他没有走正门，翻过一道齐胸高的土墙，悄无声息地落在了院子里。
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废铁和旧报纸，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霉味混合的气味。
他贴着墙根摸到窗下，透过蒙尘的玻璃往里看了一眼。
收购站的主任，正背对着窗户，伏在桌上写着什么，桌上摊着一本账册和一沓信纸。
张瑞桐没有进屋。
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磁铁，轻轻放在了窗台下方的铁皮窗沿上。
那块磁铁的底部粘着一枚极薄的铜片，铜片上刻着一个极其微小的符号。
那是张家的标记，汪家人一定认得。
做完这一切，他原路返回，消失在暮色中。
果然不出他所料，有点张家的动静，汪家就和疯狗一样。
第二天下午，修鞋摊的马鞋匠没有出摊。
第三天也没有。
第四天，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了修鞋摊的位置上。
一个更年轻的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低头摆弄着几把锥子和鞋楦，看起来和普通鞋匠别无二致。
说是原来修鞋匠老马的侄子，老马摔断了腿，他来顶几天。
但张瑞桐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个人的坐姿不对。
他坐得太正了，腰背挺得太直了，那不是鞋匠的坐姿，那是受过训练的人的坐姿。
汪家换人了。
张瑞桐低着头，继续拨弄着他的算盘，珠子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幅度极小，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
汪家果然上钩了。
他们看到那个张家标记之后，必然会怀疑有人已经暴露，于是迅速撤掉了原来的联络员，换了一个新人来接管这条线。
试图让张家人摸不着头脑，到底谁是汪家人。
而换人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这条线，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接下来的日子里，张瑞桐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收购站的柜台后面，拨弄他的算盘，记录每一笔废品的重量和价格。
他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勤恳、寡言、毫不起眼。
但在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的内侧口袋里，藏着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上面用工整的小楷记录着汪家在长沙的联络网布局。
每一条信息，都是他通过零散的观察、耐心的跟踪和细致的推理拼凑出来的。
来到长沙那么久，他总算掌握了汪家在长沙的三个秘密联络站、六个外围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两条重要的情报传递路线。
张瑞桐知道，是时候收网了。
但他没有选择大开杀戒。
现在是新中国，没必要像以前一样真刀真枪的干。
更重要的是，他不想把局面搞得太僵。
他还需要汪家继续活跃下去，需要他们去咬九门，去咬那些觊觎长生的人。
虽然他对九门，原本是没什么意见的。
可惜了，他们是张起山一手拉起来的队伍，他不确定，张起山有没有在九门之中泄露长生。
所以，他要让这些人先互相撕咬，最后再一网打尽。
清晨，张瑞桐像往常一样，提着那个旧饭盒，早早地来到了收购站。
刘主任还没到，他熟练地开了门，点亮了柜台后的灯泡。
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杂乱的屋子，空气中飘浮着细小的尘埃。
他没有急着去翻账本，而是从柜台底下摸出了一把废弃的弹簧秤，那是用来称废旧金属的。
他用指甲抠了抠秤砣底部的锈迹，露出一小块银亮的金属本色。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那本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上面记录着城西一家名为“永盛祥”的中药铺的地址，以及掌柜的相貌特征。
那家中药铺，是汪家在长沙的另一个重要联络点，负责接收和分发资金。
上午十点左右，收购站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一个穿着灰色列宁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自称是“市供销社”下来检查工作的。
他说话带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眼神总是不自觉地往柜台后面瞟，尤其是瞟向张瑞桐放账本的抽屉。
张瑞桐心里冷笑。
供销社的人，怎么会来一家破旧的废品收购站查账？
而且，那双眼睛里的审视，根本不是机关干部的做派，倒像是来查案的。
这是汪家派来试探这个废品收购站的。
张瑞桐不动声色，依旧低着头打算盘。
嘴里含糊地应着：“领导，我们这儿都是破烂，没啥好查的，我们主任也没说有人要来检查啊。”
那中年男人没走，反而在店里踱起步来，看似随意地翻看着堆在角落的一捆旧报纸。
张瑞桐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看着他在一捆一九五三年的旧报纸里，抽出了一张对折的、泛黄的宣纸。
那张宣纸的角落，有一块仿佛后面才被贴上的小纸片，和张瑞桐之前贴在窗台上的那块铜片差不多。
中年男人捏着那张宣纸，手指微微用力，似乎想把它捏皱，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他转身走到柜台前，把宣纸拍在桌面上，盯着张瑞桐，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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