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八级工的全部尊严，都建立在那双手上。
你告诉他，以后机器比你的手更准——这等于告诉一个将军，以后打仗不需要你了。
还有年轻技术员。郑海明那批人，热情是有的，但基础知识的底子太薄。
数控编程、坐标变换、插补算法，这些概念对他们来说跟天书差不多。培训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得从最基本的二进制开始教起。
提出问题是医生的活。
解决问题，是外科手术。
手术台已经推出来了，病人也躺上去了，麻药还没打。
真正的硬仗，明天才开始。
陈卫东深吸一口气，把这些念头按下去，转身朝厂办公楼走。
傍晚五点半。
轧钢厂的放工汽笛准时拉响，那声音尖锐而悠长，从锅炉房顶上的铸铁喇叭口里喷出来，穿透整个厂区，钻进每一间车间、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
像是一声令下。
所有的机器几乎在同一时间降速、停转。皮带轮的嗡嗡声消退了，锤击声歇了，切削液的循环泵也停了。
偌大的厂区忽然安静了三秒钟——然后，另一种声音铺天盖地地涌了上来。
人声。
脚步声。
车铃声。
成百上千个穿着蓝色工服的身影从各个车间涌出来，汇入厂区主干道，再涌向大门。远远看去，像一条蓝色的河。
有人推着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铝饭盒，叮叮当当地响。
有人扛着工具箱，搁在肩头，走路一晃一晃的。
有人三五成群地并排走着，嗓门扯得老高，说的不是工作，是昨晚广播里的评书——单田芳讲到哪了、岳飞是不是要打朱仙镇了。
油污、汗味、劣质烟草的焦糊味、铁锈味，全搅在一起，被傍晚的风一吹，弥漫在厂门口方圆五十米的空气里。
这就是轧钢厂的下班时分。
一千七百多号工人，同一个时刻，从同一扇大门往外涌。不需要谁指挥，不需要谁安排，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往哪走、该拐哪个弯、该在哪个路口跟工友分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厂门口的人流正涌到最高峰的时候，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出现了。
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从厂办公楼的方向缓缓驶来，沿着主干道朝大门口移动。
车速极慢，不超过十公里——不是不能开快，是人太多，快不了。
但就是这个慢悠悠的速度，反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了过去。
有人先听见了发动机的声音——那种低沉的、有质感的、跟拖拉机和货车完全不一样的轰鸣。
然后是车的影子。
黑色的车漆在夕阳下泛着暗红色的光，镀铬保险杠像一道银线横在车头。挡风玻璃里映着天空和烟囱的倒影，看不清里面坐的人。
最先让路的是推自行车的那批人。
他们条件反射地往路边靠，给轿车让出中间一条道来。然后步行的工人也自觉地往两侧分开，脖子却全拧着，眼珠子黏在车上。
“哟，这不是中午来的那辆吗？”
“谁坐的？”
“还能是谁？就那个——数控机床的——”
“陈什么来着？”
“陈卫东。一机部来的，搞技术革新的。”
“一机部的人坐这种车？他多大的官儿？”
“你管人家多大的官。人家能坐上的，你坐不上就完了。”
七嘴八舌的议论声在人群里炸开，像水面上的气泡，一个接一个地冒。
伏尔加的速度没变，依旧是那种不急不缓的从容。但它经过之处，蓝色工服的人群自动分成两半，中间让出一条路来。
没有人指挥，没有人吆喝。
就是一种本能。
一种对“不属于自己世界的东西”的本能敬畏。
车过了厂门口的最后一段路，右侧的人群里，陈卫东的目光忽然定住了。
三个人并排走着。
最左边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服，腰板挺得笔直，步伐里带着一股子克制的疲惫——是那种干了一整天体力活、累透了但绝不肯弯腰驼背的倔劲儿。
陈建国。
他爸。
中间那个，
易中海。
再往右，是贾东旭。
手里推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
三个人正说着什么，贾东旭的嗓门最大。
陈卫东伸手，摇下了车窗。
“爸！”
声音不大，但在傍晚的空气里传得极清楚。
陈建国的脚步停了。
他转过头，目光在人群和车辆之间快速扫了一圈，然后——像被电击了一样——定在了那辆黑色伏尔加的车窗上。
车窗里，是一张他再熟悉不过的脸。
“卫……卫东？！”
陈建国的声音拔高了半个八度，嘴巴张成了一个标准的O型。
他往前快走了两步，又停住，回头看了一眼易中海和贾东旭——那两个人也已经愣住了，表情比他还精彩。
然后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陈建国撒开步子，朝伏尔加小跑了过去。
跑了三步又觉得不对劲——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朝一辆轿车跑过去，这画面怎么想怎么不体面——于是硬生生把小跑减速成了快走。
但那只快了半拍的步频，还是出卖了他心里的激动。
“你怎么在这儿？”陈建国走到车窗旁，双手撑在车门上，眼睛瞪得溜圆，在车内来回打量，“这车……这车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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