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银子，买一条命？”张不言说。
赵大虎看了他一眼，那道疤在月光下扭曲了一下：“先生，在那个地方，一条命连五两银子都不值。死了就死了，连块碑都没有，名字都不会有人记住。”
沉默了一会儿。
“后来呢？”张不言问。
赵大虎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粗糙、厚实，指节突出，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巴。他慢慢地攥紧了拳头，指节发出“咔咔”的声响。
“后来来了一个人。”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李家的少爷，叫李承业。说是来边军‘历练’的，实际上就是来镀金的。他在京城得罪了人，家里把他发配到边关避风头，等风头过了再接回去。”
“他到青狼关的第一天，就住进了最好的营房，吃最好的饭食，穿最好的皮袄。我们这些当兵的，在他眼里连狗都不如。他骑马从我们面前过，连看都不看一眼。”
赵大虎的手攥得更紧了，指甲陷进了掌心的肉里。
“他来之前，我们的校尉姓马，是个老边军，跟我们同吃同睡，打仗冲在最前面。李承业来了之后，不到一个月，马校尉就被调走了，说是‘另有任用’。实际上是被挤走了。李承业用钱开路，打通了府城的关系，硬是把自己塞进了校尉的位置。”
“一个没打过仗的公子哥，当了我们的校尉。”赵大虎的声音里满是讽刺，“他上任第一天，就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说‘本将不才，奉旨领军，尔等须当戮力同心，共保边疆’。那些话背得滚瓜烂熟，跟戏文似的，但一句人话都没有。”
张不言没有插话。他知道，赵大虎要说的不是这些。
“头几个月，倒也相安无事。李承业不管事，把军务都丢给副手，自己每天在营房里喝酒、听曲、玩女人。他从府城带了两个歌妓来，日夜笙歌，把军营当成了他的别院。我们这些当兵的，敢怒不敢言。”
“真正出事，是在那年冬天。”
赵大虎拿起陶罐，发现酒已经喝完了，摇了摇，罐底只剩一点残液。他把陶罐放在一边，从干草堆上拔了一根草茎，咬在嘴里，慢慢地嚼。
“那年冬天，北凉来了一个大部落的骑兵，三千多人，想从青狼关破关南下。消息传到烽燧，我派人快马加鞭去给李承业报信，让他赶紧派兵增援。我等了一天一夜，援兵没来，连个回信都没有。”
“第二天，北凉的骑兵到了。三百多人，黑压压一片，从雪原上涌过来，像一群饿狼。我手下只有二十八个能打仗的弟兄，加上伤员和老弱，不到四十个人。我们守了一天一夜，箭射光了，滚石砸完了，连烧开水的锅都砸了往下扔。”
“第三天早上，弟兄们跟我说，什长，撑不住了，撤吧。”
赵大虎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那种愤怒沉淀了五年，没有消散，反而越积越厚，像一层硬壳裹在他的心脏上。
“我没有撤。我说，烽燧丢了，北凉的骑兵就能长驱直入，后面的几个县城全都要遭殃。咱们多守一天，后面的百姓就多一天时间跑。弟兄们听了，没人再提撤的事。我们把最后几把刀磨快了，把能当武器的东西全堆在垛口上，等着北凉人上来。”
“那一仗，我们守住了。”
赵大虎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但随即又落了下去，像一块石头扔进深潭，溅起水花之后迅速沉没。
“守住了，但代价太大。二十八个弟兄，死了十九个。活下来的九个，人人带伤。我被一个北凉骑兵砍了一刀，从眼角到下巴，差一点就劈开了脑袋。血流了一地，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但没死成。”
他指了指脸上的疤：“就是这道。”
张不言看着那道疤，沉默了。
“北凉的骑兵退了。不是因为打不过我们，是因为他们后方出了问题，不得不撤。我们守住了烽燧，守住了青狼关，守住了后面的几个县城。”
“然后呢？”张不言问。
赵大虎咬断了嘴里的草茎，把半截吐在地上。
“然后，李承业来了。”
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冷，冷得像青狼关冬天的风。
“仗打完了，他来摘果子了。他带着三百援兵——对，三百援兵，在他营房里窝了三天，等北凉人撤了，他才带兵出来。他到烽燧的时候，我正坐在死人堆里，浑身上下全是血，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弟兄们的。他看着满地的尸体，皱了皱眉，说了一句话——”
赵大虎停了一下，像是在回忆那句话的每一个字。
“他说，‘区区几个蛮夷，就把你们打成这样？真是废物。’”
张不言的手指不自觉地握紧了。
“我站起来，跟他理论。我说，我们守了三天三夜，死了十九个弟兄，换了三千北凉骑兵不敢越雷池一步，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废物？”
“他看着我，笑了。那笑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像看一只蚂蚁，一只随时可以踩死的蚂蚁。”
“他说，‘你一个小小的什长，也配跟本将说话？’”
赵大虎低下头，用手掌抹了一把脸。月光下，他的眼眶泛红，但没有流泪。他的泪大概在那一年已经流干了。
“当天晚上，他让人把我绑了，关在柴房里。第二天，他写了一封公文，说我‘临阵脱逃，弃守烽燧，致使将士死伤惨重’，要送交军法处治。我手下的弟兄们不服，去营房门口请愿，被他的亲兵用棍子打了出来。”
“后来呢？没有人替你说话？”张不言问。
“有。”赵大虎说，“我手下活着的九个弟兄，联名上书，把战况一五一十地写了，摁了手印，送到府城的监军那里。监军姓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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