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下的人。
他转身走下天台。
晚上回到家，母亲做了红烧肉。这是他考完试之后母亲第二次做红烧肉——第一次是月考成绩出来那周。那次她做了满满一大碗，看着他吃了好几块，自己只夹了一块，说“我最近血糖有点高”。这次她又做了。林远知道她的血糖不高——她在用这种笨拙的方式表达她看了成绩单。她不好意思直接说“我儿子考了年级第四”，就用红烧肉代替。
父亲还是照常下班回来。他换鞋的时候，母亲在厨房里喊了一句：“你儿子考了年级第四。”父亲换鞋的动作停了一拍。然后他把鞋放好，走过来坐到饭桌前。他没有说“不错”，没有说“继续努力”。他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林远碗里，自己夹了一块土豆丝，扒了一大口饭。吃完饭他放下筷子，说了四个字——“还有前三。”
林远抬起头。父亲没有看他，已经起身去阳台上修那台又坏了一次的老电扇了。他说“还有前三”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和他在车间里说“这个轴误差超过三丝就废了”一模一样。不是批评，不是不满足。是一个老铣工对着新图纸做的第一次技术判断：这个工件还能再精加工。
林远把碗里的红烧肉吃完。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阳台上父亲的背影。她的嘴角压着一个很淡的笑。她没有说话，但林远知道她在想什么——父子俩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连表达高兴的方式都一样硬。
晚上他坐在书桌前，翻开期中考试的试卷。他的生物遗传题草稿纸还夹在卷子里——最后一页空白处，他画的那个五角星还在。他把草稿纸单独抽出来，放进一个文件夹里。文件夹里还有开学以来所有重要的东西：第一张艾宾浩斯复习计划表、培优班的排课表、苏晚晴的第一次便签，还有顾安然的化学笔记本扉页复印件。原件他不敢留着——怕在家里不小心被谁看到——但他用学校机房的打印机复印了一份，黑白的，字迹有点糊，但能看清。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留这些。但他知道以后回头看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告诉他，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那里的。
窗外，十一月的风已经凉了。明城一中的操场上空无一人。天台上的风吹过栏杆，吹过废弃课桌上那些往届学生刻的字。其中一行是新的——不是刻的，是用铅笔写的，在桌面最不起眼的角落。字迹清瘦有力：“全省前十。”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被风刮得已经有点模糊了：“然后呢。”
没有回答。
但铅笔痕旁边放着一把旧伞。伞柄朝上，布面被风吹得微微鼓起，像是有人在风里站了很久。然后把伞留下，自己下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