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走到窗边。
他想起了闵裕圣说的最后那几句话。
"这个窗口不会永远开着。"
"监管委员会的人变得非常谨慎。"
"特别是在那封远星的公开信和IndyMaC之后。"
远星。
又是远星。
那封该死的公开信像一滴墨水落在了白衬衫上，洗不掉，每次他以为已经干了，就会有人——闵裕圣、分析师、记者、甚至他自己的董事会成员——再拿出来提醒他：污渍还在。
富尔德的手在裤兜里握成了拳。
他知道闵裕圣提到远星不是随口一说。闵裕圣是在告诉他：你以为你在和KDB谈判。但实际上你在和整个市场的恐慌情绪谈判。
而那种恐慌情绪的最新一次放大器，就是那封公开信。
韩国的监管层在看着美国的市场。
美国的市场在听着远星的声音。
你每多拖一天，首尔那边的怀疑就多一分。
但富尔德拒绝承认这个逻辑。
承认这个逻辑等于承认：他正在被一个二十六岁的华裔做空者逼到了墙角。
理查德·富尔德。在华尔街站了四十年。
把雷曼从一个二流经纪行变成第四大投行。
经历过1987年的股灾，经历过1998年的LTCM危机，经历过2001年的911。
他不会被逼到墙角。
不会被任何人。
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内线电话。
"让投行部门的人准备一份材料。雷曼的核心资产估值分析。最乐观的版本。用来给KDB的董事会做展示的那种。"
他放下电话，坐回椅子上。
桌上那杯凉透的咖啡还在那里。表面的褐色薄膜在空调的微风中轻轻颤动。
富尔德看着那杯咖啡。
8美元。
他们出8美元。
他的公司，他的一百五十八年，他的四十年心血——在一个曾经替他跑腿的韩国下属眼里，只值8美元一股。
这种屈辱，比任何一次股价暴跌都更让他痛苦。
但在痛苦的最深处，有一个他不会对任何人说出口的念头。
一个让他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里，依然能勉强闭上眼睛的念头。
最坏最坏的情况，美联储和财政部会出手的。
他们救了贝尔斯登。他们不可能不救雷曼。
雷曼比贝尔斯登大。雷曼比贝尔斯登重要。雷曼的倒闭会引发的连锁反应，比贝尔斯登严重十倍。
保尔森是高盛出来的人，他太清楚让一家大型投行破产意味着什么。
伯南克研究了一辈子大萧条，他绝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在他的任期内发生。
他们会救的。
不管韩国人谈不谈成，不管路博迈卖不卖得掉，最后的最后，华盛顿会兜底。
富尔德把韩国人的方案翻了过去，扣在桌面上。
他不会接受八美元。永远不会。
他再等等。
也许下周，也许下个月，市场情绪会好转。也许韩国人会加价。也许中东的某个主权基金会突然出现。
他有时间。
至少他觉得他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