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才拼出这个证据链，等他拼完，他已经死了。”
他继续往下翻。后半本的笔迹恢复了平静，不再是仓促的记录，而是系统性的整理。时间线、人物关系图、证据清单。冯远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像一个真正的刑侦人员那样，把青霜门覆灭案的每一个碎片都编了号。
翻到倒数第十页的时候，一张纸片从夹层里滑了出来。不是照片，是一封信。信封是新的，白色的标准信封，封口处贴着一枚断剑印章。信纸是医院便签，抬头印着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日期是今年九月。
“给看到这本笔记的人，”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的名字叫冯远志，青霜门第十七代弟子。我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我这一生最值得说的事，就是花了二十年时间，把害死我师父和同门的凶手一个一个记下来。
“我知道我快死了。不是预感，是有人告诉我的。上个月有一个人来找我，自称是许又开的人。他说许先生知道我在收集什么，许先生不介意，因为这些东西永远没有机会被公开。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那个笑让我后背发凉。我知道他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逃。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这二十年我搬了四次家，换了三次电话，最后还是被找到。我认了。但我有一个条件——我死之前，要许又开亲口告诉我，他为什么要杀师父。师父对他那么好，收他做外门弟子，教他剑法，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帮他出书。他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那人把我的话转告了许又开。第二天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四个字：‘青霜剑谱。’”
“就是为了那个东西。”楼明之说，“二十三条人命，换一本剑谱。”
谢依兰走到桌前，看着那封信的后半段。
“我从那时开始整理这些材料。我不知道谁会看到它们，也许没有人。也许许又开会在我死后派人来抄家，把一切都带走烧掉。所以我留了一手——我把所有材料的副本寄给了一个人。这个人你们应该认识。”
“谁？”谢依兰追问，虽然知道信不会回答她。
楼明之翻到最后一页。
这一页只有短短几行字，写在最下面，像是犹豫了很久才落笔的。字迹依然是工整的，但墨迹有深有浅，蘸了好几次墨才写完。
“副本寄给：沈鹤亭。如果他还在世，会来找你们的。”
谢依兰愣住了。
“师叔。”她说，声音发干，“冯远志把副本寄给了我师叔。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师叔很可能还活着。”楼明之把笔记本合上，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两点四十分。“而且他手里有全套的证据。”
谢依兰从桌边退了两步，坐到椅子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她从小跟着师叔长大，师叔教她轻功、点穴、看古籍。师叔失踪那年她八岁，只记得有一天师叔说出去买菜，就再也没有回来。厨房的灶上还炖着汤，汤烧干了，锅底烧穿了，满屋子焦味。
“他去哪儿了？”谢依兰问。
楼明之没有回答。他正在看冯远志留下的最后一封“信”——准确地说，不是信，是一张手绘的地图。
地图画得很粗糙，但关键的标记很清楚。在镇江老城区的西边，靠近江岸的位置，标着“青霜门旧址”。从这个点出发，往西北方向画了一条虚线，穿过一条没有标注名字的河，最后停在一个叫“鹤鸣渡”的地方。旁边写着一行小字：
“青霜剑谱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
“鹤鸣渡。”谢依兰俯身看着地图，“我知道这个地方。”
“在哪？”
“不在镇江。在对岸，江心洲往西，一个废弃的渡口。以前用来运芦苇的，后来芦苇不运了，渡口就荒了。”她抬起头，“师叔带我去过一次。那时候我还很小，只记得他在渡口的石碑上刻了一个记号。”
“什么记号？”
“一柄断剑。”
楼明之把地图收起来，又把笔记本放回证物袋。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巷子里空无一人，路灯把法国梧桐的影子投在地上，风吹过的时候影子晃动，像一群在交头接耳的人。
没有人跟踪他们到这里。至少现在没有。
“明天去鹤鸣渡。”他说。
谢依兰点头。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鹤鸣渡如果真的是青霜剑谱最后出现的地方，那必定是许又开和买卡特都盯着的地方。去那里，就是把自己摆上棋盘。
“你不怕？”楼明之忽然问。
谢依兰想了想，然后摇头。“我找了师叔十一年。十一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我妈以为我在说梦话。”
“什么话？”
“我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连尸都见不到，就替他讨回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平静到让楼明之想起自己。五年前恩师死的时候，他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时候有人觉得他偏执，有人觉得他疯了，有人劝他算了——对方势力太大，你斗不过的。
他从来不信“斗不过”这三个字。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多强，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人做了恶而不用付出代价，下一个被碾碎的人会更多。
就像冯远志。就像周海东。就像当年青霜门那二十三个被杀的人。就像所有被归类为“意外死亡”的幸存者。
“我有一个问题。”谢依兰忽然说。
“嗯？”
“冯远志说他见了许又开的人，那人替许又开传话。那个人是谁？”
楼明之重新打开笔记本，翻到信的那一页。冯远志写到这个人的时候只用了“一个人”三个字，没有描述外貌，没有说姓名。但在信的背面，有一行被用力划掉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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