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师母，我想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
“师父生前，有没有一个朋友——脸上有道疤，从眉心到鼻翼？个子很高，肩膀很宽。”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回沉默的时间更长。
“师母？”
“明之，”师母的声音变了，变得很认真，“你在查什么？”
“我在查一些事情。跟师父的案子有关。”
“你师父的案子……”师母叹了口气，“你师父的案子已经结了很多年了。你还在查？”
“嗯。”
“为什么？”
楼明之想了想。
“因为我觉得，师父不是那种人。”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像是压抑了很久的叹息。
“明之，你师父有个笔记本。黑色的，皮的，大概这么大——”她比划了一下，虽然楼明之看不见。“他生前一直带在身上。他出事后，那个笔记本就不见了。我找了很多年，没找到。”
“笔记本里写了什么？”
“我不知道。他没给我看过。但他有一次喝醉了酒，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事，笔记本就是答案。’”
楼明之的手指攥紧了手机。
“师母，那个笔记本——”
“可能还在。可能不在了。”师母的声音很低，“明之，你小心一点。你师父当年也是查着查着，就出事了。”
电话挂了。
楼明之站在路灯下，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通话时长：三分十八秒。
“你师母说什么了？”谢依兰问。
“她说师父有一个笔记本。黑色的，皮的。师父出事之后就不见了。”
“笔记本里可能有答案？”
“也许。”
“那笔记本会在哪儿？”
楼明之没有回答。他看着怀里的铁皮箱子，又想起巷子里那个人说的话——“有些东西，你以为是证据，其实是鱼饵。”
师父的笔记本，是证据，还是鱼饵？
沈望楼的调查记录，是证据，还是鱼饵？
还是说——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才能拼出真相？
“楼明之，”谢依兰忽然说，“你看那边。”
她指着马路对面。对面是一排商铺，都关着门，卷帘门上涂着各种颜色的 graffiti。但其中一家的卷帘门，被人拉开了一条缝。缝很窄，只够一只眼睛看过来。
楼明之看过去的时候，那条缝合上了。
卷帘门发出一声金属的脆响，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楚。
“走。”楼明之拉着谢依兰，快步往前走。
他们没有回酒店。楼明之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一个地址——是他一个老同事的家，在城东的一个老小区里。这个同事是他还在刑侦队时最信任的人，叫马东来。去年因公负伤，提前退休了，现在在家养伤。
出租车开了二十分钟。楼明之一直在看后视镜。
没有车跟着。
到了小区门口，他付了车费，带着谢依兰下车。小区很旧，连个门卫都没有。楼道里的灯坏了一半，忽明忽暗的，像是在打瞌睡。
三楼，左边那户。
楼明之敲了三下，停一下，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
马东来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T恤，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枕头的印子。他看见楼明之的时候愣了一下，又看见他身后的谢依兰，又愣了一下，最后看见他怀里的铁皮箱子，愣的时间最长。
“老楼？”他的声音还带着睡意，“你他妈搞什么？凌晨三点——”
“进屋说。”
马东来让开身子。
楼明之走进去，把铁皮箱子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箱子落在玻璃桌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咚”。
马东来关上门，开了客厅的大灯。灯光一下子亮起来，刺得三个人都眯了眯眼睛。
“这是谁？”马东来看着谢依兰。
“我同事。”楼明之说。
“你不是被革职了吗？哪儿来的同事？”
“新同事。”
马东来看了看楼明之，又看了看谢依兰，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忍笑。
“行，新同事。那这个箱子——”他看着茶几上的铁皮箱子，“里头装了什么？炸弹？”
“比炸弹厉害。”楼明之把箱子打开，把里头的笔记本、地图、信件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摆在茶几上。“这是二十年前青霜门灭门案的调查记录。写这份记录的人，叫沈望楼。他已经死了。死在镇江老城区一栋待拆的楼的地下室里。被人关在里面饿死的。”
马东来的笑容没了。
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拿起那个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看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合上，放在膝盖上。
“老楼，”他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知道。”
“你查的这个案子，当年是被定性为‘门派内讧’的。卷宗封存了，档案锁了，谁都不许碰。你现在翻出来，等于是在抽很多人的脸。”
“我知道。”
“你知道你抽的是谁的脸吗？”马东来的声音压低了，“省厅的。当年的专案组，是省厅直接派的。镇江这边连插手的机会都没有。”
楼明之没有说话。
马东来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书柜前头，从最里头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扔在茶几上。
“什么东西？”楼明之问。
“你看看。”
楼明之打开信封。里头是一沓照片。黑白的，翻拍的，画质很差。但能看清内容——是一个案发现场。地上躺着几个人，身上有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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