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港，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上午九时。
“恩格斯”号航母缓缓驶入港口的防波堤时，天空正下着细雨。
威廉二世站在舰桥的舷窗前，双手拄着那根象牙柄的手杖。他穿着那件黑色的旧大衣，领口别着那枚银色的铁十字勋章，帽子戴得端端正正。
他的背比几天前更驼了，肩膀缩得更紧了，但他的下巴是抬着的。
一个当了三十年皇帝的人，即使在被押解回国的路上，也不肯把下巴放下来。
不一会儿，威廉二世的脚再一次的踏上了德国的土地。
那一刻，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上一次他站在德国的土地上，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那时候他穿着一件士兵的大衣，化装成一个普通的军官，从比利时前线逃往荷兰。
十七年后，他回来了。坐着德国海军最强大的航母，从英国人的船上被押下来的。
这不是他想要的归来方式。但至少，他还是回来了的。
码头上的水泥地在雨水中泛着青光。威廉二世的鞋踩上去，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的目光不敢向两边看，但他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几千双眼睛，从四面八方射过来。
那些目光里有好奇，有冷漠，有憎恶，有轻蔑，有一种他看不懂的东西——不是愤怒，是一种“不值得生气”的平静。
“就是他？”
一个年轻的声音从左边的人群中传过来。
“对啊，就是他。威廉二世。那个该死的皇帝。”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声音回答。
“他怎么这么老啊？”
“废话，都七十多了。你以为他还会是你爷爷照片里那个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胸甲、戴着尖顶盔的皇帝？人都是会老的。”
“他跑的时候，把德国扔了。几百万士兵还在法国前线打仗，他自己先跑了。”
“我知道。我父亲就是在那年冬天死在战壕里的。”
“他应该被审判。”
“审判他？就该枪毙了他。你看他那个样子，活脱脱的不认输的样子，就该吃枪子。”
威廉二世的脊背一阵发凉。
他听惯了欢呼，听惯了“万岁”，听惯了“皇帝陛下万岁”。那些声音把他抬到天上，让他觉得自己是神，是德意志的化身，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同志们让一让！让一让！”
几个穿灰色制服的德国人民警察在前面开道。人群向两侧退去，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码头出口。一个中年人站在车旁，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见威廉二世走过来，他上前说道。
“威廉·霍亨索伦先生，”他说，“我是德国人民委员会内务部派来的接收人员。请上车。您将被送往柏林，等待进一步的处理。”
威廉二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也许是“我是德意志皇帝”，也许是“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也许是“我要见你们的韦格纳主席”。
但他的嘴唇动了几次，都没有发出声音。
因为他在那个中年人的眼睛里看到了一样东西：不是仇恨，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在臣民的眼睛里看到过的、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平等的注视。
也极有可能是人民对他的俯视。
车子缓缓驶出港口。威廉二世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恍惚间，威廉二世好像回到了一九一三年的柏林，他穿着白色的海军礼服，站在游艇的舰桥上，检阅公海舰队。
几十艘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在基尔湾的海面上排成一条绵延十几公里的长龙，炮口指向天空，舰旗在海风中猎猎作响。
岸上，几十万人在欢呼。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祖先们——那些在凡尔赛宫加冕的普鲁士国王们——如果他们能从坟墓里站起来看一眼，也会为那一刻的德意志骄傲得发抖。
他以为那个帝国会永远屹立。
五年后，它碎了。像一面被锤子砸中的镜子，碎成了几千片，每一片都映着他的脸。
车子驶过汉堡的街道。
威廉二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雨小了一些，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有穿着工装裤的工人，有穿着正装的职员，有穿着鲜艳连衣裙的女人，有背着书包的孩子。
他们的脚步不紧不慢，有人撑着伞，有人把报纸顶在头上挡雨，有人在商店的橱窗前停下来看里面摆着的收音机和自行车。
车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红灯。威廉二世的目光落在路边的一个广场上。广场上有一尊石头塑像，灰白色的，在一个简单的花岗岩基座上屹立。
威廉二世看清了那个塑像的脸。
不是他的父亲，不是俾斯麦，不是毛奇。
是一个工人。一个穿着背心、露着胳膊、肌肉鼓鼓的、手里握着一把锤子的工人。
基座上刻着一行字：“开创未来。”
红灯变绿了。
车子继续向前。威廉二世的目光从那尊塑像上移开，落在一个老人的身上。
那个老人站在广场的边缘，身边围着几个孩子，老人指着那尊塑像，在说什么。孩子们仰着头，听得入神。
车开得快，威廉二世只听见了老人说的最后一段话。
“……他不是皇帝，不是将军，不是贵族。
他是一个工人。他和你爷爷、你爸爸、你叔叔一样，都叫——人民。”
孩子们的脑袋点得像啄米的小鸡。
一个女孩举手问：“老爷爷，那个什么皇帝的船，今天是不是到港口了？”
老人的脸沉了一下。
“到了。但那不是‘皇帝的船’，那是一艘军舰。是工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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