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瞬间被枪声惊得炸开了锅。
士兵们当中有人冲向克劳福德，有人扑向身边的军官，有人去找自己的步枪。
克劳福德的枪又响了。第二枪打中了一个朝他冲过来的士兵的大腿，那人惨叫一声摔倒在地，抱着腿在地上翻滚。
这时，一个士兵从侧面扑上来，撞在克劳福德的右臂上，手枪脱手飞了出去，砸在石柱上，弹了一下，掉在地上。
更多的人涌上来了。
连克劳福德手底下的军官们都一起上来了。
副团长从祭坛方向冲过来，一把抱住克劳福德的腰。营长从侧面冲过来，抓住克劳福德的右臂。参谋从后面抱住克劳福德的肩膀。三个人同时用力，把克劳福德按在了地上。
克劳福德的脸贴在冰冷的石板上，嘴里还在喊。
“放开我！你们这群叛徒！放开——”
“对不住了，长官。”副团长的声音也在发抖。
祭坛旁边，那几个军官中的两个试图反抗。一个拔出枪，但还没来得及举起来就被旁边的人从背后抱住了。
另一个转身想跑，被两个士兵扑倒在地上。几声零星的枪响。
从第一声枪响到最后一颗子弹打飞，前后不过二十几秒。
克劳福德被绑了起来，副团长站在他旁边，低着头看着他。
“长官，对不起。”
教堂的大门从里面打开了，士兵们举着白旗从里面有顺序的走了出来。
广场上，红军战士们也从矮墙后面站了起来，布里格斯站在广场中央，第一个走出来的年轻士兵在布里格斯面前停下来了。
他的双手还举在头顶，十指还在微微颤抖。
布里格斯看着他，然后伸出右手，把那个年轻人举过头顶的双手按了下来。
“不用举手了。”
年轻人的眼泪流了下来。
布里格斯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叫什么名字？”
“汤……汤米。”
“汤米，你多大了？”
“十九。”
布里格斯沉默了片刻。
“你以后不用替别人打仗了，一切都结束了。”
汤米的嘴唇哆嗦着，只能用力地点了点头。
身后，更多的士兵从教堂里走出来。
布里格斯转过身，对身边的参谋说了一句。
“把受伤的给他们包扎一下。记得不要虐待俘虏。”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下午三时十七分，斯托克顿教堂广场上，最后一面英国国旗从旗杆上降了下来。
不多时，一面代表着英国红军的红旗从同一根旗杆上升了起来。
斯托克顿以北，另一支英国红军的部队正在从东面开过来。
罗伯茨同志带着两千二百名同志，沿着铁路线一路向西，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斯托克顿的枪声停了之后，周边几个小镇的政府军驻军都不战而退了。
没有人想成为下一个斯托克顿里面阵亡的士兵。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
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
约瑟夫·肯尼迪从汉莎航空的客机舷梯上走下来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看机场的建筑，而是看天空。
柏林的天空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他在波士顿读过太多关于德国的报道了。《纽约时报》的欧洲版、《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甚至《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所有这些美国的主流媒体在过去几年里，用一种近乎一致的笔调描绘着同一幅画面：
德国在红色恐怖中呻吟，柏林的街头充满了暴力与恐慌，政府的铁拳悬在每一个不听话的德国人头顶，工厂里的工人像囚犯一样被驱赶着劳动，孩子们在废墟中捡拾垃圾，大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一块发霉的面包。
肯尼迪甚至准备好了在柏林街头看到什么——破败的房屋、面黄肌瘦的行人、持枪巡逻的士兵、以及无处不在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压抑。
但柏林的天是蓝的，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机场的跑道平整得像一块巨大的灰色地毯，跑道尽头是一栋崭新的航站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肯尼迪先生，欢迎来到柏林。”
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多德站在舷梯下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晨礼服，礼帽夹在腋下，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
肯尼迪走下舷梯，和多德握了握手。
“多德先生，感谢你来接我。”
两个人在停机坪上站了片刻。机场的地勤人员穿着蓝色的工装裤，戴着有檐帽，推着行李车从他们身边走过，步伐轻快，有人还吹着口哨。
肯尼迪注意到，那些工装裤的布料看起来不差，帽子上的徽章擦得锃亮，推车上的行李被整齐地码放着。
“走吧。”多德说。“车子在外面。”
两个人穿过航站楼的到达大厅。
肯尼迪的脚步在这里慢了下来。
航站楼内部的宽敞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挑高的拱顶，巨大的玻璃窗，阳光从窗户倾泻进来，把整个大厅照得像一座温室。
大厅的一侧是一排商店，橱窗里陈列着服装、钟表、书籍、甚至还有几台收音机，木质外壳打磨得很光滑，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温润的光。
旅客们在大厅里穿梭。有人穿着西装，有人穿着中山装，有人穿着工装，世界上各国的人民仿佛都能在德国的机场里面看见。
没有人衣衫褴褛，没有人面带菜色，没有人蹲在角落里乞讨。一个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从肯尼迪身边走过，婴儿车里的小孩大概一岁多，手里抓着一个玩具——塑料的，红色的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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