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这边也不断有人倒下。
一颗子弹击中了一名中士的大腿，他惨叫一声摔倒在地，手里的步枪摔出去老远，疼得在地上打滚。
英军的营长趴在一辆装甲车后面，手枪握在手里，枪口朝着街垒的方向，但他的手指根本没有扣在扳机上。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他妈是怎么发生的？谁开的第一枪？是我的兵？是工人那边？
谁他妈在乎呢？现在第一滴血已经流了，就没有回头路了。
但他不想再打下去了。
不是为了别的，是他从那些街垒后面的射击中看出了一件事：
那些军工厂里面的工人不是在胡乱开枪。
他们的射击有组织、有节奏、有丰富的火力配系——恩菲尔德步枪负责精准射击，刘易斯机枪负责压制，还有一些人从侧翼绕过来，试图包抄车队的尾部。
这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是一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在指挥的武装。
而他的士兵呢？一半以上的新兵，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甚至有人在还击的时候闭着眼睛。
“撤退！后撤两百码！重新集结！”
英军的士兵们如蒙大赦，他们拖着伤员，架着尸体，跌跌撞撞地往回跑。
卡车的引擎轰鸣着倒车，有一辆卡车的轮胎被打爆了，轮毂在柏油路面上磨出一串刺目的火花，司机不管不顾地猛踩油门，歪歪扭扭地跟着车队撤了下去。
街垒后面爆发出了一阵欢呼。红旗从沙袋后面升了起来，在硝烟中猎猎作响。
柏林时间当晚十时，伦敦时间晚九时。
英国共产党的地下总部灯火通明。
这栋位于克拉肯韦尔格林附近的建筑被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作战指挥室。
波立特靠在墙上，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那张被各种标注填满的英格兰地图。
坎贝尔坐在一旁，面前摊着一台老式电话机，他已经连续接了四五个电话了，每一个电话打来的时候他都会先听，然后用说“好的，明白了，保持联络”，然后挂断，在面前的本子上记下几行字，接着等下一个。
“利物浦。”坎贝尔挂断一个电话，抬起头，看着波立特，
“驻军的一个营奉命去码头区清场，被工人们堵在路上了。营长下令后撤，士兵们跑得比命令还快。现在利物浦工人卫队已经控制了码头区的全部设施。当地的警察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波立特点了点头，没有笑，但嘴角的线条不那么紧绷了。
电话又响了，坎贝尔接起来，听了一会儿，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挂断，
“纽卡斯尔驻军的一个连奉命去市中心清场，被当地的民众所阻止。
现在纽卡斯尔工人委员会已经接管了市政厅、警察局和泰恩河上的所有桥梁。”
“谢菲尔德一个营的步兵奉命开赴兵工厂，试图强行接管。
双方在厂区大门外发生交火。
工人卫队有组织地进行了还击，英军在一个排的伤亡后下令撤退。
目前工人卫队已经巩固了厂区防线，兵工厂的民主选举照常进行，红旗仍旧在。”
坎贝尔说完，放下笔，看了波立特一眼。
波立特拿起那支笔，在英格兰地图上谢菲尔德的位置用力地画了一个红圈。
“流血了。既然见了血，就没有回头路了。””
“坎贝尔同志，”
波立特转过身，
“现在的形势已经很清楚——政府试图用武力镇压，但军队执行的意愿和能力都严重不足。
不是所有部队都像利物浦、纽卡斯尔、谢菲尔德那样直接违抗命令，但也没有哪支部队真正有效地执行了镇压。
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稍纵即逝的窗口期。”
坎贝尔托着下巴，那双眼睛盯着那面英格兰地图：
“你的意思是——从局部抵抗转向全面对抗。”
“对。”波立特伸出一根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
“政府已经撕下了最后一层体面的外衣。他们不再试图用‘安民告示’来哄骗我们了，他们直接下令开枪。既然他们选择了武力，我们就必须用武力回应。”
坎贝尔的眉毛微微拧了一下。
他不是反对武力回应——他是苏格兰人，他身上有着从克莱德赛德反贫困斗争中一路走出来的铁血记忆——但他是一个谨慎的人。
“我们的力量对比怎么样？”坎贝尔问。
波立特从桌上拿起了一份报告，上面是他下午和几位军事顾问一起算出来的草稿。
“敌人——也就是政府方面，本土正规军大约二十万人，但真正能用于镇压起义的机动兵力不到三分之一。
剩下的要么驻扎在北爱尔兰，要么分散在全国各地零零星星的小兵营里，调动起来非常麻烦。
而且我们有确切情报证实，陆军的士气极差，部队不愿意向工人开枪的情况不是个例。”
他指了指利物浦、纽卡斯尔、谢菲尔德的红色标记。
“我们自己——目前有组织的工人卫队和赤卫队，在三十一个起义城市中，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每个城市大约几百到上千人不等。总人数加起来大概在两万到三万之间。武器有些缺口，但我们在一些关键地点有优势——兵工厂、港口、火车站、电报局、发电站。
谢菲尔德的兵工厂已经实际处于工人控制之下，那里的武器足够装备几个师。”
波立特把手上的报告往桌上一拍。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先打弱敌，逐步合围，游击作战，迟滞强敌。’”
他拿起笔，在英格兰地图上画出了几条粗重的红色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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