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列沿着意大利北部的平原向南疾驰。
窗外的景色和德国截然不同——丘陵上种满了葡萄和橄榄，一排排整齐的藤架在阳光下闪着光。
村庄里的房子是白墙红瓦，教堂的钟楼不是哥特式的尖顶，而是方形的、带着圆拱的。
田里有农民在劳作，有人抬起头，朝列车挥手。
孩子们在路边追逐，看见军列就停下来，举起小手敬礼。
“意大利同志们的孩子，怎么见到我们就敬礼呢？”
弗里茨趴在车窗上往外看。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去干什么的啊。”
“我们的任务是去帮别人守住他们的国家。”
弗里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头缩回来，靠在车厢壁上。
“你说得对。”
军列在米兰城外的一个小站临时停靠，等待前方调车。
站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卖水果的老人在收拾摊子。
战士们三三两两地下车活动筋骨，有的在站台上踱步，有的靠在车厢边抽烟，有的蹲在铁轨旁聊天。
菲尔曼靠着车厢门，望着远处的米兰城。
天边隐约可见大教堂的尖顶，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
“快看那边！”弗里茨突然喊了一声，指着站台尽头。
菲尔曼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见一个老人摔倒在站台边缘。
“去两个人！”连长喊了一声，话音没落，菲尔曼和弗里茨已经跑出去了。
他们穿过站台，蹲在老人身边，一左一右把他扶起来。
老人的膝盖磕破了，裤子上洇开一小片深色，额头上也有擦伤。
他喘着粗气，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德语说:
“谢谢……谢谢同志们……”
菲尔曼扶着他坐在站台的长椅上，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想给他擦擦额头的血。
老人摆了摆手，自己用手背抹了一下。
“没事，皮外伤。”
弗里茨跑去叫卫生员，菲尔曼留下来陪老人。
“老同志，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老人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苦笑了一下。
“钳工。米兰机车车辆厂的。”
“退休了？”
“退了。六年前退的。
现在领养老金，够吃饭，够看病，够了。”
“那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家里人呢？”
老人的眼神暗了一下。
“老伴没了。儿子在热那亚港当装卸工。我准备坐火车去看他。”
他顿了顿。
“你们是德国同志吧？”
“是的。我们去非洲。”
“非洲……打仗？”
“维和。帮助非洲的同志建设社会主义。”
老人点了点头，望着远处那些正在站台上活动筋骨的德国士兵。
“1926年，你们也来过意大利。那时候我还跟着工人纠察队，和你们一起冲进米兰市中心打黑衫党呢。”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那时候，你们来帮我们。现在，你们去帮别人。好，好，好。”
他连说了三个“好”字，眼眶微微泛红。
卫生员来了，给老人清洗了伤口，贴了两块胶布。
连长走过来，问老人要不要送医院。
老人摇头，说不用，就这点伤。
“同志，你们什么时候走？”
“等调车信号，可能很快。”
老人从身边的布口袋里摸出几个橘子，塞到菲尔曼手里。
“带上。非洲那边，吃不到这个。”
橘子是温热的，因为在他口袋里捂了一路。
菲尔曼握着那几个橘子，想说谢谢，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同志，”老人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
“你们是好人。不管去哪里，好人一定打胜仗。”
他朝连长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然后转身，提着那个破布口袋，一瘸一拐地走向站台出口。
阳光照在他佝偻的背上，影子拉得很长。
菲尔曼攥着那几个橘子，沉默了很久。
他把橘子分给弗里茨一个，自己留了一个。
“到了非洲再吃。也许到了那边，就吃不到水果了。”
弗里茨接过橘子，在手里掂了掂，难得没有接话。
远处传来汽笛声。调车信号亮了。
“登车！”
连长喊了一声。
战士们纷纷回到车厢。军列缓缓启动，米兰城渐渐在身后远去。弗里茨靠着车窗，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和村庄。
“菲尔曼，你说非洲那边有什么水果？”
“不知道。可能有香蕉吧。”
“香蕉吗？那也不错。”
菲尔曼没有接话。他靠在车厢壁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却一直浮现着那个老人的背影。佝偻的，一瘸一拐的，在阳光下拖着长长的影子。
那双粗糙的手，那几枚温热的橘子，那句“好人一定打胜仗”。
军列继续向南。
穿过帕尔马，穿过拉斯佩齐亚。
窗外的景色从丘陵变成平原，从平原变成山地，从山地又变回平原。阳光越来越暖，空气越来越湿润。天边隐约出现了海水的反光——地中海。
下午，热那亚港。
这座古老的海港城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码头上停泊着几艘大型运输船，船身上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维和团的先遣队已经抵达，正在往船上装物资。
火炮、车辆、弹药箱、医疗设备，一件一件吊装上船。
军列停靠在港口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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